导 言
    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是20世纪法国最著名的中世纪史与农村经济史学者之一，为史学理论的革新作出了重大贡献。然而，在西方学术界也存在这样一种反对声音：认为布洛赫过分重视研究社会结构、制度与集体意识，忽视对具体历史中活生生的人的把握，从而将历史学变成了涂尔干(Emile Durkheim)式的社会学模式，使历史失去了自身本应具有的活力和价值。
    这种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对布洛赫于1939-1940年间出版的代表作《封建社会》的评价展开的。最初的质疑来自布洛赫的挚友，他在斯特拉斯堡大学和《年鉴》杂志社的同事费弗尔。费弗尔责备该书的社会学味道过浓，认为布洛赫没有更为细致地去讨论个人。(伯克：20)他在一篇书评中说：“然而，最令我吃惊的是，当我们读罢此书掩卷遐思的时候，会发现书中几乎看不到个人的影子。”(Burguière：431)
    费弗尔的书评同布洛赫的名著一样受到了忧心时局的学界的冷遇。然而，恐怕他万万不会想到，自己的一句低声抱怨多年以后会得到众多学者的同声附和，而且批评的力度日渐增强。英国史家巴勒克拉夫(Jeffery Barlecruff)说，在布洛赫看来，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是地理区域，(巴勒克拉夫：61-62)史学家应把注意力从独特性和不可言喻的事物引向研究限制和制约个人自觉选择的结构和事态，引向研究“社会的无意识”。(巴勒克拉夫：66)巴勒克拉夫对这种理论的评价还比较中立，甚至不无称许之意，但史坛的可畏后生们就没那么客气了。1983年，法国第三代年鉴派史家弗雷(FranK1UA03.jpgois Furet)发表了《超越年鉴派》一文，否定了从费弗尔、布洛赫开始的忽视人的总体史研究，提出史学应转而恢复行动者的决策自由、能动性及历史情境的开放性，回归对政治史、事件和人类能动性的研究，(伯克：代译序，7)倡导研究“绝对自由和富于创造性的个人”。(Gossman：698)保罗·利科(Paul Ricceur)认为，长时段历史观是布洛赫等在“社会科学实验室”里构想出来，由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完成的。(利科：22)在这种理论影响下，一些历史学家不断把人逐出历史舞台，造成了没有人的历史。罗兹(R. Colbert Rhodes)对布洛赫的攻击极为严厉，他认为，布洛赫全盘照搬了涂尔干的社会学方法，(Rhodes：46)他和费弗尔对人已根本不感兴趣；(Rhodes：47)《封建社会》一书充斥着将中世纪社会结构化的社会学偏见，(Rhodes：47)布洛赫没能揭示个人同社会的真正关系，(Rhodes：68)从而促使整个年鉴学派放弃或轻视对活生生的人物形象的塑造，而关注人正是史学发展的关键动力。(Rhodes：69)英国史学家布朗也认为，布洛赫缺乏对个体人格的关注，(布洛赫，2004：前言，4)《封建社会》“对个人几乎没有任何富有同情心或启发性的研究”。(布洛赫，2004：前言，11)
    那么，布洛赫借以成名的总体史观是否真的无视人的地位呢？这种缺陷是否严重到了阻碍史学发展的程度？通过对布洛赫本人著作及其生平材料的阅读，笔者认为，对布洛赫忽视人的指责其实具有很大片面性，很多结论得自于对布洛赫思想的误读甚至是道听途说的误解，布洛赫的总体史观中事实上包含着鲜明的人本主义因素。这一问题头绪繁多，需要从布洛赫本人的史学理论、布洛赫早期的史学创作实践、《封建社会》的文本内容三方面去加以考察才能认识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