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体的人——穿插全书的活跃要素
    在罗兹等人看来，布洛赫无视个人的特性，他不承认在中世纪存在着社会传统之外的思想家、艺术家和其它特殊角色。(Rhodes：69)在布洛赫的笔下，个人沦为集体生活背景之上的一幅剪影。(Rhodes：69)其实，认真读过《封建社会》全书的人一定很难接受罗兹的结论。事实上，这部著作从头到尾穿插着对个人和具体事件的生动描述，令人读来兴味盎然。
    首先，在说明封建时代社会结构的总体状况时，布洛赫往往有意地举出个人色彩浓厚的个案例子作为佐证，以增强文字的趣味性与可读性。全书一上来就以909年兰斯主教的一篇极富个人感情的宗教演说开篇，力图将读者拉入古人具体的心理状态之中：“你们看……上帝降怒了……城镇渺无人烟，寺院或被夷为平地，或被付之一炬，土地荒芜，一切都荡然无存矣……到处是强者凌弱，人如海中之鱼疯狂地相互吞噬。”(布洛赫，2004：37)在心平气和地介绍了阿拉伯人、匈牙利人和诺曼人从各个方向对欧洲发动的惊心动魄的进攻后，作者又引录了当时回荡在欧洲上空的、充满呼号之声的祈祷词，(布洛赫，2004：96-97)给读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在说明中世纪社会安全条件的落后时，布洛赫挑选了841年秃头查理的精彩例子：当时这位王公见到从阿基坦到达特鲁瓦的使者献上的王冠珠宝，他和周围的人都对如此少的人马能带着如此贵重的物品平安抵达而啧啧称奇。(布洛赫，2004：125)为了介绍中世纪时代信息的闭塞，布洛赫列举了沙特尔地方主教富尔伯特的例子：他在收到卡纽特大王馈赠教堂的礼物时竟感到十分惊讶，因为他以为国王是异教徒，其实卡纽特早在幼年时就接受了洗礼。(布洛赫，2004：130)布洛赫生动地描写了北欧海盗入侵给欧洲文明世界带来的恐慌感，举了阿尔弗烈德的精彩例子；这位博学的国王在翻译波埃修斯《哲学的慰藉》中对黄金时代的描述时，禁不住在原文加了一句批语：“那时候人们从没有听说过战船。”(布洛赫，2004：68)这个特写一下子使得中世纪贵族王公对北方民族的既恨且怕的心态跃然纸上。这些细节描写成功地弥补了抽象概括带来的枯索色彩，增添了读者对这部专业意味浓厚的史学作品的兴趣。
    其次，在布洛赫看来，个人或少数人的特定活动完全可以对整个社会产生十分重大的能动作用。他的这种看法在《封建社会》中屡见不鲜。在全书第40至43页中(中译本页码)，布洛赫不惜笔墨对梣树林堡的一小伙阿拉伯匪帮进行了生动有趣的个案式记载。这些匪徒完全由于偶然原因成为欧洲历史舞台上的重要角色，同样也是出于偶然而铸成大错，惨遭毁灭。(布洛赫，2004：40-43)在解释奥托二世征讨意大利南部惨败的原因时，作者认为是皇帝本人的非理性因素驱使他在酷夏进军，最终导致失败。(布洛赫，2004：39)在说明奥托大帝剥夺自己领地的做法时，布洛赫指出以往作家从制度、风俗、信仰角度作出的解释都是无中生有，奥托这样做的原因是他对文字根本不重视。(布洛赫，2004：153-154)在布洛赫笔下，巴伐利亚传教士的辛勤工作，特别是公元971-999年在帕绍教区任职的皮尔格林主教在促成匈牙利人改奉基督教的事情上起到了近乎决定性的积极作用。(布洛赫，2004：53-54)他还认为，威塞克斯一地之所以能在诺曼人的冲击下维持独立，几乎完全是“自871年以来英明顽强的英雄国王阿尔弗烈德进行多次艰苦卓绝的斗争而获得辉煌胜利的结果。”(布洛赫，2004：53-54)可见，《封建社会》这部作品虽然侧重社会的整体结构，但布洛赫并不排斥对个人情感、心理和行为的研究，并不否认个人因素可能对历史进程产生一定甚至是相当巨大的影响。在布洛赫那里，整体和个案的分析无非只是手段，在适合的情况下，布洛赫决不忘记通过个例的展示来增强作品的可读性和诗意。
    当然，质疑的意见还是会有的。反对者可以强调这样的例子在书中还不够多，很多重要的人物和事件在作品中也没有得到完整详尽的介绍。不过，对于一部试图在短短452页篇幅内勾画9-13世纪西欧封建社会全貌的宏观著作而言，这样的批评难道不是责之过苛吗？
    3.反决定论倾向——人本观念的理论支撑
    许多批评家攻击《封建社会》一书具有制度决定论的错误倾向。然而，《封建社会》中的一些具体论断明白无误地表明，布洛赫对后世那种真正排斥人于历史之外的环境决定论、制度决定论是不能苟同的。他清楚地看到，社会结构的研究有其明显局限，因为它无法分析普遍之外的特例。他说：“一种社会划分之所以存在，归根到底是由于人们形成了社会划分的种种观念，而这些观念必然免不了矛盾之处。”(布洛赫，2004：424)布洛赫从未相信哪怕是某一特定阶段的人类历史可以从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得到圆满解释，他对历史的复杂性有着清醒的认识。布洛赫指出：“将跨越数世纪之久的两组相异现象加以对比，然后说‘这方面全是原因，那方面全是结果’，必将形成毫无意义的两分法。一个社会就像一个人的头脑，是由永远相互作用的神经网络构成的。”(布洛赫，2004：121-122)他在讨论附庸制的产生时引用了“同辈相似，胜似父子”这句阿拉伯谚语，驳斥了从制度决定论角度出发的罗马说和日耳曼森林说，指出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首先是当时社会状况的产物。(布洛赫，2004：254-255)在《封建社会》下卷的引言中，布洛赫更是毫不留情地对拘泥于制度的研究方法进行了驳斥。他写道：“在传统上冠以‘封建’之名的各社会中，个人的生活从来没有单独地受制于严格的隶属关系或直接的权力关系。按照职业、权力大小或威望高低，人们也被分成高低有别的群体。此外，在每一种庞杂的小首领统治之上，总是存在着影响更为深远并具有不同特点的权威。”(布洛赫，2004：467)可见，布洛赫对于社会结构在说明历史问题方面的局限性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他从未赞同过日后年鉴学派为人诟病的那种近乎迷信的制度决定论倾向。
    在布洛赫笔下的封建社会中，对人类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无疑还有社会结构之外的诸多要素。他用第三编的全部篇幅探讨了封建社会特有的社会结构之外的家族关系，并指出：“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人际关系纽带，早在封建主义特有的人际关系形成之前很久即已存在，而且在性质上也与之不相关涉；但这些关系纽带在新的社会结构内部仍继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所以我们不能不对其进行研究。”同样，在解释封建制的成因时，布洛赫将侧重点放在外敌入侵引起的社会恐慌方面，认为是这种不安全感导致了依附关系的盛行，而没有从地理、气候或经济制度的决定论角度去寻求原因。虽然他的许多结论现在已经过时，但其中表现的人本主义倾向却是我们不该忽略的。
    4.心态史尝试——对人本史学传统的创造性贡献
    以上的分析足以证明，《封建社会》一书并未背离希腊罗马时代形成，文艺复兴以来继承的人本主义史学传统。然而，作为一位学术大师，布洛赫做到的不仅是继承，还有创新。《封建社会》中对人类心态史的尝试性研究，开创了人本史学的新领域，为人本史学的发展作出了创造性贡献。
    值得注意的是，布洛赫本人对心态史研究在解释历史上的人类生活中的独特作用有着明确的意识。他说：“不了解人类的健康状况而自称领悟了人类的一切，是幼稚可笑的。”(布洛赫，2004：140)心态史无疑是对这种健康状况进行认真探讨的重要尝试之一。布洛赫还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心态史在填补传统人本史学空白方面的开创性意义：“绝望、暴怒、冲动行为以及情感突变，给历史学家的研究工作带来巨大的困难，因为历史学家天生倾向于以理性重现过去。但是，在所有历史领域，非理性都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因此，只有虚假的廉耻心才允许人们悄然放过它对封建欧洲各种政治事件的进程所产生的影响而不做研究。”(布洛赫，2004：142)
    早在《国王神迹》等作品中，布洛赫已经显示出对中世纪社会心态的浓厚兴趣。(Fink：111)《封建社会》则在心态史方面进行了更为大胆的尝试。全书第一编就以社会恐慌去解释依附关系的形成，第二编则成为日后众多心态史研究成果的经典样板。在以“环境：生活状况和心态”为题的第二编中，作者考察了中世纪人对自然的态度。非理性特征、对时间的漠视、对书写的认识、宗教情感、历史观念、民间文学和自我意识。(布洛赫，2004：119)通过对集体心态的深入考察，布洛赫得出了一连串极富新意的史学见解。他认为，中世纪西欧社会人烟稀少、荒蛮原始的面貌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当时人们性格上的粗俗野蛮；(布洛赫，2004：140)封建欧洲婴儿死亡率的偏高使得人们对于近乎司空见惯的丧亲之痛有点麻木不仁；中世纪人对于那些被认为是超自然现象的事物具有惊人的敏感，这种敏感使人们的思想不断地、近乎病态地关注各式各样的征兆、梦境或幻觉；(布洛赫，2004：142)中世纪骑士阶层的好战无厌从根本上说是对单调乏味的日常生活的一种回应；(布洛赫，2004：488)中世纪的人们普遍并不关注人的生命，只将生命视为达到永生之前的过渡状态，总是以几近动物的方式展示体力并视之为荣耀。(布洛赫，2004：657)布洛赫的研究得到了史学界的广泛好评，《封建社会》的第二编也成为全书最具影响力的经典篇章。心态史的创立使历史学对人的观察进入了更深刻、更微观的层面，标志着人本史学的进步与发展。
    综上所述，《封建社会》这部布洛赫的代表作虽运用了大量社会学的结构模式，却仍可纳入人本史学的范畴。它重点描写了集体的人，适当关注了个体的人，驳斥了排斥人的种种决定论思想，开创了心态史这一人本史学的全新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