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王神迹》:布洛赫早期著述中清晰的人本史学思路 马克·布洛赫并非一位著作等身的学者,他早年具有学术影响力的作品其实相当有限。其中,《国王神迹》是本颇具特色但却往往被人忽视的书。这部作品探讨了中世纪英法两国流行的对国王通过触摸病人治病的虔信与崇拜现象,通常被视为布洛赫总体史思想的萌芽之作。作为布洛赫早期史学论著的代表作品,《国王神迹》一书体现出了鲜明的人本史学思路。 《国王神迹》的人本史学色彩显然不能用布洛赫尚未接触到社会学、人类学等新兴学科的理由加以解释。布洛赫本人坦率承认,这部作品正是在詹姆斯·弗雷泽(James Frazer)的《金枝》等书的启发下创作的。(Bloch:28)书中广泛借鉴了社会学的取样、比较方法,尤其是对英法神迹崇拜现象的比较和对欧洲、日本政治家地位的类比(Bloch:34),充分体现了布洛赫对社会学方法的兴趣和勇敢探索。不过,《国王神迹》在借鉴社会学方法的同时仍保留了十分明晰的人本史学写作思路,这一点进一步说明,布洛赫早年的治史思路完全是人本主义的。 从表面上看,国王通过触摸仪式显示神迹的事件似乎应当归入社会史的范畴。然而,这种认识不过是后人附会的产物而已。布洛赫本人明确指出,这部作品的题材是“政治史”。(Bloch:5)具体说来,君主行神迹的现象同特定的政治权力概念是密切联系着的,研究这一个案根本上还是为了把握中世纪政治权力格局的具体状态,(Bloch:28)而研究政治问题就必然要围绕人与人的关系这一核心命题去展开记述。《国王神迹》的整体布局谋篇也正是这样做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布洛赫的治史思路并没有背离人本主义的撰史传统。 布洛赫对人的高度重视还体现在他对社会心理的高度关注上,这种关注可被视为他日后开创的心态史传统的滥觞。布洛赫在开篇便明确提出了“集体意识”这一重要观念,(Bloch:2)并在全书结尾处称对中世纪民众对国王神迹的盲目崇拜为一种“集体错误”。(Bloch:243)尽管书中的心理分析还远未达到《封建社会》那样的高度,但它们对于揭示布洛赫治史思想的证据意义却是不容忽视的。 关于《国王神迹》一书写作的最终目的,布洛赫也给出了一个极富人本主义色彩的说法。他承认,从事这一题目的研究面临着资料极为零散,(Bloch:6)各种史料价值良莠不齐(Bloch:7)且分布严重不均(Bloch:293)的困难局面。他之所以要花费精力攻克这样一个题目,其根本目的还是为了最大程度地还原古人的真实生活状态。(Bloch:243)他指出,中古和现代欧洲文明都直接起源于更为古老的文明,如此类推可一直上溯到史前时代,很多关于人类生活的宝贵信息都在文明的传承过程中湮没在历史的暗影之中。(Bloch:4)这样一来,后人对古代真实生活状况的认识和理解就只能是一具空洞骨架或一个抽象概念,无法达到对有血有肉的前人生活的真正把握。为了最大限度地复原古人的生活,历史学家们就必须竭尽全力从诸如“国王神迹”这样的素材中发掘宝藏,以便为日后研究者的深入探索开辟道路。(Bloch:7)从这个意义上讲,《国王神迹》一书的创作目的也具有鲜明的人本史学特色。 总之,《国王神迹》一书的题材没有脱离传统政治史的范畴,它对社会心理的关注对日后心态史学这一人本史学全新领域的兴起发挥了先导作用,它的写作目的是为了还原古人真实的生活状态。作为马克·布洛赫早期史学著述的代表作,《国王神迹》清晰地展现了布洛赫在总体史观尚未成熟之前的人本主义治史精神。 三、《封建社会》:总体史视角下的人本色彩 布洛赫本人留下的史学理论著述与早期创作实践足以证明,后世认为他忽视人的地位的说法有失公允,至少是稍显片面的。然而,一位史家的理论主张未必与其史学实践完全契合,并且一位作家到了晚年很可能会在创作思路上发生重大转变,伟大的兰克也未能逃脱后世对他言行不一的猛烈抨击。②因此,批评家们对布洛赫史学的诟病中还有两条是值得考察的:一是认为布洛赫晚年的代表作《封建社会》完全没有体现人在历史上应有的地位;二是强调《封建社会》过分关注涂尔干式的社会整合,(伯克:19)突出集体的人,排斥对个体人的关注。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就必须对《封建社会》的文本进行具体分析。 1.集体的人——人本史学另一种方式的呈现 对布洛赫指责最为严厉的罗兹在1978年发表的《埃米尔·涂尔干与马克·布洛赫的史学思想》一文中提出,《封建社会》一书强调社会结构与社会整合,暴露了他的社会学偏见。(Rhodes:47)那么,究竟应该如何评价布洛赫的这种“社会学偏见”呢? 笔者认为,对社会结构的关注本来就没有必要和涂尔干的社会学方法联系起来。早在社会学诞生之前,历史学家就已经把社会结构当作史学研究的重要对象了。李维的《罗马史》和阿庇安的《罗马史》内战史部分都十分成功地运用了社会结构的分析方法,米涅的《法国革命史》和马克思的史学著作同样把社会结构作为叙述和分析的基础。这当然并不说明他们曾读过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或涂尔干的社会学著作,而是因为从社会结构出发的视角本身就是观察和理解历史中的人的极好手段。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个人的思想、举止和价值要通过他和社会的联系才能体现,这一点是并不一定需要社会学理论也能被史学家认识到的。诚然,布洛赫本人确实受到涂尔干及《社会学年鉴》的深刻影响,(Rhodes:46)并自觉地在书中借用了社会学手段,但这并不意味着《封建社会》全盘接受了涂尔干的方法,舍弃了人去观察社会结构,布洛赫的目的恰恰是通过社会结构去更好地把握和理解身处社会之中的人。 从《封建社会》核心部分的布局来看,三至七编分别考察了家族关系、附庸制度、下层社会的依附关系、贵族与骑士的生活、封建时代的政治体制。这样的结构的确带有浓厚的社会学色彩,连布洛赫本人也乐意承认,“我们在这里进行的是对一种社会组织结构以及把它联为一体的各项原则进行剖析并做出解释。”(布洛赫,2004:33)但书中的任何一部分都没有脱离与人的关系,作者笔下的封建社会同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无数个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布洛赫从未抛下人去大谈中世纪的山川、河流、气候或法律条文、经济制度,这一点与后来年鉴学派的许多作品是大不相同的。 布洛赫对社会整体的认识也没有离开对个人的考察。为了写作《法国农村史》,布洛赫曾跑遍法国各省份去和农民打交道,了解他们的生活状态,他们的日常劳作和农村的乡土气息。(Fink:19)尽管布洛赫从未记载过单个的农民,但他对中世纪农村社会的总体印象却无疑来自这些具体的观察。 从《封建社会》的具体思路上看,布洛赫对个人同社会关系的看法基本是持中的。他既不赞成瑟诺博思那种无视社会的态度,也不同意涂尔干的整体决定论。(Fink:35)至于他为何要在《法国农村史》和《封建社会》中更多地强调整体层面,布洛赫本人其实也已给出过回答:“古代社会与其是个体的,还不如说是群体的。离群索居的人几乎是不存在的。正是通过与其它人的合作,人们才能艰苦劳动和进行自卫。”(布洛赫,1991:172)同样,英国史学家布朗(T. S. Brown)也在《封建社会》英译本1989年版的前言中针对部分学者的指责给出了理直气壮的回答,指出要求布洛赫在如此短的篇幅里对四个多世纪的人类关系做广泛的综合,对人类的思想状态和生活习惯进行研究是“不可能办到的事情”。(布洛赫,2004:前言,33)可见,布洛赫对集体的人的特别关注主要是出于方法论上的考虑,是为了更好地反映中世纪民众的真实生活状态,同无视个人的制度决定论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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