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本史观：布洛赫史学思想中的人
    布洛赫较系统的史学理论集中反映在其生前未能完成的作品——《为历史学辩护》中。在这本小册子里，布洛赫从治史者、史学关注对象和史学功用三个角度出发，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自己的人本主义治史思想。
    1.历史学家——热爱生活、感情丰富的人
    布洛赫晚年非常喜欢引用自己和比利时著名史学家亨利.皮雷纳去斯德哥尔摩游览的例子来说明优秀史家的真正性情。两人快进城时，皮雷纳建议先去参观新落成的市政大厅，并用下面这句耐人寻味的话加以解释：“如果我是一个文物收藏家，眼睛就会光盯住那些古老的东西，可我是个历史学家，因此我热爱生活。”(布洛赫，2006：37)布洛赫反复用这个例子告诫自己的学生和读者，对现实的曲解必定源于对历史的无知；而对现实一无所知的人，要了解历史也必定是徒劳无功的。(布洛赫，2006：37)布洛赫强调，古代文献记载的情景要靠想象力去拼接成形，为此必须先感受生活的旋律。(布洛赫，2006：37-38)他甚至认为，学者必须从今到古倒读历史。(布洛赫，1991：6-7)布洛赫说，一个数学家的伟大并不因其对现实世界懵然无知而减色；但一个对周围人物、事件漠不关心的学者根本不配称为历史学家。(布洛赫，2006：38)总之，关注现实、热爱生活实为优秀史家的第一条必备素质。
    热爱生活的人一旦置身史学之中，便会为历史的博大魅力所吸引。在布洛赫看来，历史本身具有娱乐价值，他本人便多年乐此不疲。(布洛赫，2006：4)然而，学者不应仅仅把玩历史，还要承担向大众传播历史知识的重任。因此，优秀的史学家是平易近人的。布洛赫写道：“对一个作者来说，至高无上的评价莫过于赞扬他对学者和孩童都能以同样的口吻说话。”(布洛赫，2006：1)
    面对瑟诺博思等将史家贬低为使用“剪刀加浆糊”的工匠，以一厢情愿的求真目标为借口消灭史学中的价值判断和情感因素的做法，布洛赫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反对意见。他说，史学的不确定性正是史学存在的理由，它使学者的研究不断更新；(布洛赫，2006：14-15)历史学家要保持自己的批判精神，貌似公允的调和态度无异于掩耳盗铃，如同一个傻子听见第一个人说二二得四，第二个人说二二得五，便总结说二乘二等于四点五。(Fink：51)历史研究是离不开价值判断和情感因素的，真正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词汇反而会使人误入歧途。(布洛赫，2006：146)布洛赫本人也在教学中实践了这一理想，他从不向学生空谈“方法”和“宏观架构”，而是鼓励他们独立形成自己的思路和观点。(Fink：96-97)他也并不要求学生一定接受自己的指导意见。(Fink：97)布洛赫从不认为史家的工作竟然同自然科学家别无二致，他谦诚地指出：“我所呈现给读者的，只不过是一位喜欢推敲自己日常工作的手艺人的工作手册，是一位技工的笔记本，他长年摆弄直尺和水准仪，但绝不至于把自己想象成数学家。”(布洛赫，2006：15)
    可见，布洛赫对一位理想史家的形象刻画带有鲜明的人本主义色彩。历史学家不是象牙塔里的书虫，不是档案库中的抄写机，而是热爱人生，富于思想、有血有肉、充满活力的人。在布洛赫看来，只有这样的历史学家才能真正承担起书写人的历史，阐发对人类命运思考结果的使命。对理想史家的描述构成了布洛赫人本主义史学观念中的首要元素。
    2.史学的研究对象——人的生活
    19世纪中期，德国历史学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倡导的实证史学风行欧洲，他本人撰写的《法国史》赢得了梯也尔等法国文化名人的极高评价，成为日后法国史学家们写作历史的样板。(古奇：上册，201)出于对兰克史学的崇拜和本民族的强烈自尊心，法国史坛开始全面借鉴德国史学的实证考据方法，并将之发展为一套从理论到实践都极为严密的考据学体系。1876年留德归来的摩诺德创办《历史杂志》，标志着兰克史学在法国主流地位的确立。(姚蒙：7)1898年朗格洛瓦和瑟诺博思发表《历史研究引论》，认为“历史学仅是资料的编纂”，这部作品成为法国实证史学的理论总结。(姚蒙：8)法国史学界集合全国力量，从1834年至20世纪初编纂了240卷大型大开本的《法国史资料集》。(姚蒙：8)然而，实证手段的引入并未使历史研究成为坦途，相反却使法国以及整个欧洲史学陷入深刻的危机之中。20世纪初，欧洲历史研究的主要方式是专题论文，以往那种宏观的、整体的历史著作已极为少见。(姚蒙：11)受到档案资料素材的限制，史学写作的题材被限定为政治、外交、军事和杰出人物史。(姚蒙：12)史学研究日益与其它社会科学脱节，处于封闭的边缘化地位。(姚蒙：14)布洛赫早在青年时代就已对史学界重实证轻意义，重形式轻内容的风气十分不满。1928年，布洛赫应邀参加在奥斯陆举行的第六届历史科学国际会议，发现五年来历史科学取得的进步十分有限，史学的题材被框死在极狭小的范围内。(Fink：132)万马齐喑的史坛现状，尤其是奥斯陆会议上的见闻使布洛赫坚定了创办《年鉴》杂志，推广自己总体史研究思路的理念。他关于史学研究对象的新看法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诞生的。
    布洛赫指出，当前法国主流史家的研究方向是根本错误的，他们老是在深奥冷僻又无关紧要的问题上玩不冷不热的博学游戏，为考据而考据以挥霍精力。(布洛赫，2006：74)相对谣言和辞藻而言，这种墨守成规的经验主义才是更危险的毒素。(布洛赫，2006：10)为了摆脱危机，史学家必须把握真正有价值的研究对象，这个对象便是人。他在《为历史学辩护》中写道：“地形特征、工具和机器、似乎是最正式的文献、似乎是与其缔造者完全脱离的制度，而在所有这些东西背后的是人类。历史学所掌握的正是人类，做不到这一点，充其量只是博学的把戏而已。优秀的史学家犹如神话中的巨人，他善于捕捉人肉的气味，人才是他追寻的目标。”(布洛赫，2006：21)布洛赫用充满激情的笔调写道：“历史学以人类的活动为特定的对象，它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千姿百态，令人销魂，因此它比其他学科更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布洛赫，2006：5)可见，在布洛赫心目中，历史学最本质的研究对象根本不是什么地理区域，而是时间中的人，是上至王侯将相、下至贩夫走卒的全体人类，而不是兰克史学中那些干巴巴、冷冰冰的精英人物剪影。
    事实上，布洛赫提出总体史的设想，正是为了更完全地展示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运用包括语言学、比较文学、民俗学、地理学、农学及其它学科在对人研究方面的先进成果来展示人类生活的总体面貌。(Lyon：200)他的总体史观并不等于对人的地位的忽视，在当时特定的学术背景下，总体史观恰恰是重视人、呼唤人的人本主义精神的体现。
    3.历史写作的目的——人类的现实福祉与终极关怀
    关于史学写作的目的，布洛赫同样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兰克史学一般认为，历史研究是不允许主观目的介入的，历史学家的职责是“为历史而历史”。布洛赫坚决反对这样的看法。他认为，既然人是史学的对象，而人天生就能追求有意识的目的，那么史学写作也就应当是有目的的。(布洛赫，2006：120)历史学家着手研究时必定要有一种指导思想，纯粹消极的观察不可能对历史有所贡献。(布洛赫，2006：56)没有想法，单从文献出发的治史方式只会使研究陷入僵局或绝境。(布洛赫，2006：56)
    事实上，早在布洛赫步入史坛之前，法国传统史学的无目的论就已在从理论到实践的层面上彻底破产。19世纪70年代开始，法国历史学家古朗治与德国史家蒙森就阿尔萨斯-洛林归属权问题展开激烈论战，充分暴露了兰克史学事实上受制于意识形态的窘境；(姚蒙：13)19世纪末轰动欧洲的德雷福斯案件及随之而来的极端种族主义思潮更使得许多正义人士看穿了诸多所谓实证史家隐藏在“公正”、“客观”背后的真实面目。布洛赫出身于犹太家庭，(Fink：1)少年时亲身经历了德雷福斯案件引发的可怕社会喧嚣。(Fink：20)他本人后来回忆说，这次事件使他充分认清了在幕后操纵媒体的商业利益与政治压力，让他对“炮制谎言”的摄影记者充满仇恨。(Fink：22-23)不难想见，这些亲身见闻都会促使布洛赫反对兰克学派表面的无目的论，积极思考历史学的真正价值所在。
    那么，史学写作的真正目的应该是什么呢？1913年1月，年仅27岁的布洛赫在蒙彼利埃大学的一次演讲中用行动给出了回答。面对流行全欧的排犹浪潮，布洛赫专门以法兰西民族的形成为题做了这次报告。他以冷静的口吻和翔实的史料告诉公众，法兰西是多民族构成的统一体，维系法国的是十世纪后由忠君观念发展而来的民族认同感，犹太移民是法兰西民族中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Fink：47)布洛赫用亲身实践告诉世人，史学研究可以而且应该为现实生活谋得福利。(布洛赫，2006：7)布洛赫在《为历史学辩护》中明确提出，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增进人类的利益。(布洛赫，2006：6)
    布洛赫还认为，史学的另一目的在于陶冶情操、愉悦心灵，促进世人对自身前途命运的思考。从当代人的角度看，布洛赫实际上是提出了史学对人类终极关怀的重大意义。布洛赫指出，单纯的爱好往往先于对知识的渴望，是各门科学研究的原始动力；(布洛赫，2006：4-5)他还告诫自己的同行，要时刻警惕不要让历史学失去诗意。(布洛赫，2006：5)
    总之，从布洛赫本人的理论著作和教学活动中，我们看到的是一套严密、鲜明、勇于挑战权威的人本主义思想体系。布洛赫认为，历史作品的撰写者是活生生的人，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的生活，史学写作的目的在于促进人类的利益。布洛赫的人本主义史学理论同批评家们所说的那种排斥人的总体史观之间显然存在着巨大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