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录是由国家出面组织编纂的政府编年史，一般一帝一史。实录的编纂，自梁朝至清，有近1500年的历史。20世纪以来，学术界出了不少成果，推动了实录体的研究（注：有关研究成果概况，详见钱茂伟：《实录体起源、发展与特点》（《史学史研究》2004年第2期）及谢贵安：《明实录研究·引言》（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明实录》是研究历代实录“最早且最完整的标本”（注：谢贵安：《明实录研究》，第90页。）。80年代中期，华中师大等单位组织编纂了大规模的《明实录类纂》，这可以看作是《明实录》史料价值的应用开发。《明实录》从编纂以后，一直只有抄本，没有正式出版的定本。台湾地区的学术界将《明实录》制成电子版本上网，这是一件有意义之事。对《明实录》编纂的研究，目前以武汉大学谢贵安教授为权威。谢贵安参与了《明实录类纂》工作，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写成博士论文《明实录研究》。此书1995年收入台湾文津出版社出版的“大陆博士文库”。《明实录研究》无疑是吴晗《记明实录》之后最为权威的研究《明实录》的专著。谢贵安精通《明实录》本体资料，《明实录研究》充分展示了这方面的特点（注：谢贵安教授正在进行“中国实录体史学研究”，200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通过《明实录》本体资料，确实解决了不少问题，这是此书的一大贡献。
    近二十多年来，笔者一直关注明代史学的整体系统研究。《明实录》既是明代官方史学的代表，同时也直接制约着当时的民间国史修纂活动，自然是我十分关注的对象。初步的研究成果，见于《明代史学的历程》（注：收入“东方历史学术文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出版。）。历史研究要重视扩充新史料，解决新问题。明人上千部文集，无疑是搜寻新史料的宝库。最近，笔者在重新阅读《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明人文集时，从《明神宗实录》副总裁薛三省的《薛文介公文集》中找到了完整的《实录条例》。对照台湾地区影印本《明神宗实录》，正缺凡例。这篇条例，不同于吴晗《记明实录》所收《明宣宗实录·修纂凡例》，也不同于谢贵安《明实录研究》所收《明太宗实录·修纂凡例》，理论水平更高，自然也更值得研究。
    本文拟以薛三省《实录条例》为主，再结合其他相关几篇资料，对晚明的实录编纂思想、规则，作更为深入的考察。
    一、薛三省与《神宗实录》的编纂
    《明实录》的修纂，是明朝官修史书的主要项目。明代惯例，老皇帝死，新皇帝立刻要修实录。天启元年（1621年），神宗、光宗先后逝世，熹宗继位，允辅臣之请，纂修祖宗实录。三月，下令组建班子，修《神宗实录》。张惟贤监修，叶向高、朱国祚等七人为总裁，顾秉谦等十二人为副总裁。
    《神宗实录》纂修难度较大，“朝家故事，湮废者多”（注：周宗建：《周忠毅公奏议》卷一，转自吴晗《记明实录》。又略见《熹宗实录》卷八，天启元年三月己酉。）。有鉴于此，这年三月，御史周宗建在汇总朝野诸臣意见基础上，上了《请修实录疏》。该奏议主要提出了七点设想：
    （一）主张分地采访，“臣请于中行仪部中，择其博雅端详者，分地而往，务令幽遐之壤，孝子贞女，逸士高流，悉讨其实，纳之囊中。而又问询故老，核之名家，悉录其书，以备闻见”。
    （二）立专官，“方今承明著作之庭，虽称济济多才，而学有专门，事难兼习。如星历、乐律、河渠三项，非藉讲求，终难虚课”。
    （三）求野之宜公，主张乘修史之机，统一传闻之讹。“请悉收其书，明为订辨，务令野之所信，合于朝之所征，墓谀无灵，齐谐息影。”
    （四）查邸牍，主张仿《武宗实录》例，将万历朝留中之奏疏，宣付史馆，“使感时慨论者既得尽见，而任情附会者毋得轻淆，以正今日之公是公非，达皇祖之不闻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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