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实录条例》16款，可以算是补充性文字，即对实录总例与分例书法有异议或不明确内容，再次予以说明。由于内容较为琐碎，且是针对前面内部的某些条例展开讨论的，所以，不再予以抄录。
    关于这个凡例，有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这是一套历史书写理论。明代历朝实录编纂，都有凡例，如《明太宗实录·修纂凡例》、《明宣宗实录·修纂凡例》，特点是平列了五十多条。《神宗实录》开馆时，应该也有这个凡例，且是按常规凡例编纂的。薛三省的《实录条例》是开馆四年后提出的，完全按逻辑方式加以提炼，不同于常规凡例。常规凡例至多圈定了实录书写的边界，至于如何写，写到什么程度，并没有交代清楚。而薛三省的《实录条例》则进一步规定了实录书写的轻重缓急配置格式：文本仿佛是一种镜框，一个镜头，同时可摄进的历史内容有限，必须加以比例配置；文本的总篇幅，决定了历史记录内容的篇幅；历史内容的选择与历史内容的比例配置，两者功能不同，都是历史记录不可少的要素。
    第二，薛三省的《实录条例》理论水平高于常规凡例。中国的实录编纂，到16世纪初期，有了近1000年的历史，理论化程度并不高。像明朝的常规凡例，也停留于就事论事阶段，严格说来，没有理论可言。一个学科理论思维的成熟标志，无疑是术语或概念的提出。《实录条例》才可以算是真正的历史书写理论。薛三省在研究历朝实录凡例基础上，对书法进行了形式上的归纳，提炼出了一系列的术语，形成了一套历史书写理论。《实录条例》高明之处，在于术语的提出，且有规范性文字解释。《实录条例》所谓18种书法，此前没有人提出过。如此细化，正是理论进步的表现。尤其有规范性文字解释。众所周知，传统中国学人，逻辑思维落后，擅长于譬喻，短于概念界定。《实录条例》于每一种书法术语，都有明确的概念解释，且有详细的事例加以说明，这就相当不容易了。
    第三，薛三省的《实录条例》操作性更强了。从这个条例来看，实录书写方法，到了明朝已经相当成熟，完全格式化。把历朝实录编纂中积累起来的经验文字化、法则化，这是一大贡献。术语或概念是实践经验的理论化。有了详细文字规定，才有可操作性。操作性强，是历史书写理论的基本要求。这些书法格式，也有助于后人正确解读实录记录的深刻内涵。不了解实录书写成规，自然也无法透彻理解实录内容。
    第四，薛三省的《实录条例》在当时有一定影响。方志有“议不尽行”一语，不知此话是针对文册编纂而言，还是针对实录条例而言。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条例在当时是有影响的，且有助于后人阅读理解实录书写成规。《实录条例》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薛氏在历朝实录编纂经验基础上提炼出来的。它是实录书写理论的总结，自然有助于后人理解实录的书法理论。
    第五，薛三省的《实录条例》反映出晚明史学理论化程度的提高。讲究史法，是这个条例的特色所在。这恐怕是晚明叙事史学复兴的产物。明代前期史学，基本为理学化史学控制。唯一没有理学化的内容，就是正史、实录编纂。嘉靖以后，晚明史学开始走出理学化史学，走向叙事化史学之路。在这个过程中，史、汉提供了理论与实践模式（注：详见拙作：《明代史学的历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14-216页。）。薛氏条例显然吸收了史、汉记录格式理论，这是产生薛氏条例的学术基础。同时，在形式上，显然也模仿了朱子《纲目凡例》。详细罗列修史凡例，正是《纲目》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