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三省的实录书法理论，是建立在实录即史著基础之上的。薛氏认为，实录是史著，所以，应讲究史法。“实录既为史底，其比事属词，务当模仿史体。若起凡创例，更当参用史法，使事核文典，录成而无少纰缪。及今不失述而之旨，更词严指正，义具而有所折衷，将来可备作者之资，庶一朝之文献足征，而千古之笔削不爽。此副总裁者皆所留心，而本院谬与其任，更为悚惕者也。是用仰成大指，略取史汉之法，并寻《纲目》之义，拟为《凡例》数款，具列于后。伏俟裁定施行，须至揭帖者。”（注：薛三省：《薛文介公文集》卷三《移阁列实录条例揭帖》。）从薛三省话来推断，《神宗实录》编纂班子开工四年，虽有修史凡例，但显然没有“书法”理论。
    薛三省拟定的条例，分《实录总例》、《实录分例》两部分，没有一个总标题。从“拟为《凡例》数款”来看，似乎称《凡例》。但《移阁列实录条例揭帖》、《再论实录条例》则称“实录条例”。为便于与政府实录凡例有所区别，还是将薛三省凡例称为《实录条例》为妥。
    1.首次总结出实录编纂的总体书法
    薛三省的《实录总例》凡5款，文字不多，全文录于下：
    帝赞，颂语也。大指在称功德，总举临御之大体规模，而略其细过小疵。万一圣德或有亏损，如日月之食而不可讳者，亦微词寓意焉。及后妃赞，亦略仿此。
    臣传，小传也。主于定人品，少或数言，多亦不过数十百言。评目务当其人，毋过誉，毋曲讳，亦毋苛，毋褒采虚声，毋刺捕疑影，以失人之生平。其履历先后，具于录中，不必复叙。若有异绩，则直云在何官时。其为某科甲，则不可略也。
    提纲，揭大纲也。每遇大事，以大义裁之，提于其首，后详其事之始末，与议事之异同。若案牍之有朱语，则大意自明也。
    事论，断国事也。凡事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论，而论于事始，或淆于是非，论于事后，又易掩于成败。自非究极其端末而熟察其事情，则一时之臆断，未必足千古之定案。如使剿取异同之说，又无贵论矣。
    摘要，采其大要也。如条议实可以施行者，章疏实有稗益者于中，则饰其要而芟其繁。然亦有不必可行而议论必不可不存者，亦复删削载之，不没其大指（注：薛三省：《薛文介公文集》卷三。）。
    关于实录总例，有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据文集，总例只有五条。但地方志称总例有六条，多“存疑”一条。“存疑”见于《再论实录条例》第一条，或许是后来补上的。“存疑，非《春秋》阙疑之谓也，盖万历间事亦多变矣。如初年则有怀刃入宫门者，真王大臣乎？真谋逆乎？真某以刃授之，欲阴行其毒乎？末年又有从狱中上书告变者，真王日乾乎？真宫戚咒诅乎？即如持挺入东宫者，真谋太子乎？真有主谋乎？然又俱无从辩其非也。盖四十余年之事，亦不止于此，故特拟此例，欲存所疑，以传信于后也。”
    第二，《实录总例》可以明了实录体特点。谢贵安教授讲到实录体例，称“《明实录》并非简单的编年体史书……是一部融进了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典章制度体等多种体裁风格的史著”（注：谢贵安：《明实录研究》，第90-91页。）。这个观点大体是对的，但须进一步完善。这五条原则，实际上揭示了实录体的特点。从这篇总例来看，一部实录的写作，要注意帝赞、臣传、提纲、事论、摘要五个基本方面。每一个方面的编纂、写作、评价，都有明确的要求。显然，君臣是主角，皇帝与大臣有简传，写作分寸的掌握十分要紧。实录体例有点类纲目体。奏疏摘要。大事有结论。
    2.规范实录编纂具体“书法”
    《实录分例》16款，又补2款，共18款。这篇分例篇幅较大，每一条都有详细的要求。
    大书，“谓国之大事”；颂书，“谓经政足配帝王，宝训足当典谟”；特书，“谓重其事而书也”；常书，“谓寻常制度沿习者也”；类书，“谓事体相同而先后繁复不胜书者”；别书，“谓同事而分别以书”；撮书，“谓撮其大凡以书也”；参书，“谓参互并书，以见情实也”；备书，“谓国家有故典而不行，特借此书以备此制也”；权书，“谓衡量其事而书之，以寓微意也”；直书，“谓事本显直截以书，当否自见也”；初书，“谓事所创见，或有更旧为新者也”；原书，“谓本其事之所由而书也”；及书，“谓因此而及彼者也”；略书，“谓举其大略而书之也”；不书，“谓非所当书，与不足书者也”；凡书，“谓国家之典礼，所循习常行者，因此举此典礼乃有此仪注”；附书，“谓大事内之支事，本非所书，则因此而附见也”（注：薛三省：《薛文介公文集》卷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