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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入传人物不论官品。“臣谓史以褒贬人伦，岂论显晦？若令一遵官级，将高门跖、桥亦书，寒退者夷、鳅并屈，以此垂后，何益劝惩？则请大僚而下，倘有奇节特行，不妨并为序次。间有大谗大秽，亦复著其情形，蕙葹并列，衮鉞平悬”。 （六）编次有期，主张照万历初年修实录例，严立程限，不准史臣“乞私差而图自便”。 （七）总裁专职化，“今请略仿万历初年，责令总裁分年专任，示以划一”（注：周宗建：《周忠毅公奏议》卷一，转自吴晗《记明实录》。又略见《熹宗实录》卷八，天启元年三月己酉。）。 周宗建的奏议，得到了熹宗的重视。 据董其昌记载，天启初年，“礼部奉诏，移文海内，求岩穴佚才、有所纂述、可为实录用者。所司以闻于时，附丽而起者甚众。两都九卿之署，各自修志。志成，其秉笔者，各予官郡倅，或中书舍人。”（注：董其昌：《容台文集》卷八《沈高士公路墓志铭》。）这说明三个问题：其一是修实录开始之时，例向全国征求修史人才。其二是南北各衙门各自修衙门志。其三，修志也是升官资本。各部门志纂修者，都得到了不少职务。 天启二年八月，吏部推荐《光宗实录》纂修董其昌为《神宗实录》纂修，等到《光宗实录》成稿，前往南京采辑邸报、奏疏。十月，董其昌到南京。在南京方面官员支持下，抄得留中邸报、奏疏，装为三百本。“但据原本对录，以备史官取材征实，无所点窜，随蒙钦命”（注：董其昌：《荐李维桢修史疏》，见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三十二《翰林院》，转引自谢贵安《明实录研究》，第71页。）。这部书，有的称为《万历事实录纂要》。这正和薛三省的《移阁列实录条例揭帖》“凡奏疏留中而编纂所不及收者，近南都所抄录进在内阁者，亦已略备”记录相吻合。董其昌认为自己“有删繁举要之义”，觉得“兹四十八年之留中之疏，有事因疏而传，言不以人而废”，于是，复采留中之疏，切于“国本、藩封、人才、风俗、河渠、食货、吏治、边防，议论精凿、可为后事师者，别为选择，仿史赞之例，每篇系以笔断……共四十卷，目录一卷，别表进呈”。这就是传世的《神庙留中奏疏汇要》四十卷。董其昌回北京时间，各书不详。据实录记载，在天启四年四月（注：《熹宗实录》卷四十一，天启四年四月己丑，转引自《明实录类纂·文教卷》，第647页。又见董其昌：《容台文集》卷五《进神庙留中奏疏汇要表》，今有铅印本。）。 由于时局动荡、政治腐败，《神宗实录》修撰进程很慢。天启三年四月，熹宗下令吏部，要求翰林院请假、告病官员前来供职。薛三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入我们视线的。由于现存《明神宗实录》没有修纂官，故纂修人员名单也成了难题。谢贵安的《明实录研究》经过深入研究，初步整理出《明神宗实录》总裁、纂修名单，这是一大贡献。唯因材料缺乏，故而仍有探讨之余地。譬如，副总裁薛三省，就不见于谢贵安所列《明神宗实录》的35位副总裁名单，仅见于纂修名单。 薛三省（1558-1634年），字鲁叔，别字天谷，浙江镇海（今属宁波市）人。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后守母丧，万历四十年复原官，后升左春坊春赞善、右谕德。万历四十七年，升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读。以兄三才卒，辞职回家。天启元年，即家起少詹事，兼原官。天启三年，升礼部右侍郎，兼侍读学士，协理詹事府。薛三省上疏辞，皇帝不允。天启四年夏，始赴任。“寻充经筵讲官，兼神宗实录副总裁，署翰林院事”（注：民国《镇海县志》卷二十四《薛三省传》。又见光绪《镇海县志》卷二十二。）。光绪《镇海县志》的薛三省传，据《神宗实录》另一副总裁李康先所撰《行状》及《明史稿》而成，当是可信的。此外，薛三省本人也提到了，如天启五年三月作的《催实录文册疏》“臣顷者叨掌院事，为诸史臣领袖，盖不胜陨越。草疏欲上，而适解院事，意谓可相忘于言；更念忝副总裁，倘实录或有未光，臣亦无所逃责”（注：薛三省：《薛文介公文集》卷三《催实录文册疏》。）。 地方志大体介绍了薛三省在史局中的情况： “史局开已数岁，日费不赀，而业未及半。三省为条议，裁滥员冗费数千金。复手创实录总例，曰帝赞、臣传、提纲、事论、摘要、存疑，条凡六。实录分例曰大书、重书、特书、常书、数书、别书、最书、参书、备书、权书、直书、约书、原书、及书、不书、略书、凡书、附书，凡十有八。兼咨内阁检丝纶簿，其不及注起居与南都抄录所进，与疏留中而副在阁者，发史局折衷。又咨各部寺院监，据款查辑，送馆参订，以备六曹编纂之漏”（注：民国《镇海县志》卷二十四《薛三省传》。又见光绪《镇海县志》卷二十二。）。 关于薛三省兼翰林院事时间，方志仅称天启四年夏上升，“寻”署翰林院事，精确时间不详。成于天启五年的《催实录文册疏》有“昨秋，臣叨掌院事，更列款目，复行催趱”，则可以肯定，薛三省是天启四年秋兼任院事的。薛三省为翰林院院事，“为诸史臣领袖”，于是，具体负责实录条例的修订，作《实录总例》、《实录分例》、《移阁列实录条例揭帖》、《再论实录条例》四篇文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