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治史观念和方法上取得重大突破的条件
    王国维、陈垣、胡适是20世纪中国新历史考证学的奠基人和出色代表人物。他们治史的共性是生当西方学术大量输入的时代，本人既熟悉传统的经史典籍，又各有相当的接触西学的背景；方法上，既服膺乾嘉学者精良的考证方法并自觉地加以继承，同时又融合西方近代学者治学的新理念、新方法。二者融通起来，起点很高，因而首次撰成的论著即为学界所推崇。其中，王国维最早重视运用新史料考证上古史上的重大问题，成为民国初年饮誉士林的杰出学者。
    王国维（1877～1927年），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1898年到上海，入《时务报》馆任书记校对职，同时在罗振玉所办东文学社学习日文。1901年到日本留学，在东京物理学校学习数理、英文，半年后因病回国。其后开始学习西方哲学、心理学、社会学著作，连续译出有关西方哲学、伦理学、心理学等著作，尤醉心于尼采、叔本华哲学。1903年到南通师范学堂任教，教授伦理学、国文。次年初，主编《教育世界》，秋季至苏州任江苏师范学堂教习，兼授社会学。1907年，经罗振玉推荐，任清廷学部总务司行走，后任名词馆协修。这一时期喜治文学，先后撰成《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武昌起义后，随罗振玉亡命日本时，因协助罗氏整理藏书，尽阅其所藏古籍、古彝器与其他古器物拓片，“始尽弃前学，转攻经史”，尤其是在历史考证学和古器物学上作深入的研究，成就很大。在政治上，则始终追随罗振玉，以清朝遗老自居。1916年回国，居上海，为英人哈同编辑《学术丛编》。1921年，将所撰重要经史论文编定为《观堂集林》20卷刊行。五四运动起，王氏对时局日益忧惧抵触。此后，关于甲骨金文和古史考证的重要著作日少。1925年，出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并任北京大学通信导师。在清华大学讲授《古史新证》课程，兼治西北边疆地理和蒙古史料的考释。1927年，北伐军胜利进军时，在北京颐和园投昆明湖自沉。其一生主要著作编辑为《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
    王国维作为20世纪中国新历史考证学主要奠基人之一，其深厚的学术素养，一方面表现为熟悉中国传统经史典籍，精通乾嘉学者严密考证的治学方法；另一方面，是他十分重视吸收、运用西方新学理，将它与中国传统学术的精华相结合。王氏资质聪颖过人，富有才华。他在日本留学修数学、物理课程，受到自然科学体系完整、逻辑方法严密的训练，他又深入学习了西方哲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多种学科的知识，在专攻经史之学以前，翻译、撰写了有关教育学、算术及教授法、法学通论、哲学、心理学、动物学等多种著作。同时，他与当时国际著名的汉学家，如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法国学者伯希和、沙畹等人互有学术联系，进行切磋讨论。这些学术经历和时代背景使他具有超拔常人的卓识，在观念上和方法上富有科学精神和系统方法，对于新史料的价值具有锐敏的鉴别力，能从广泛联系与比勘中阐发其实质意义，因而把传统历史考证方法大大向前推进。
    生逢新史料相继发现之时，这是20世纪中国学术界之一大幸事，也是王氏本人治学之一大幸事。高度重视并以独特的识见运用新史料，这对王氏治史取得卓越成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他有名言云：“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1] 这话概括了学术史的重要规律，同时也深刻总结了王氏本人治学的体会。1912年以后，他有条件整理、考释、利用大量新发现的甲骨卜辞、汉简等新的史料，此与他这一时期随罗振玉到日本协助其整理藏书有直接关系。罗振玉在政治上一直坚持反动的立场，但在历史文献领域，他是有见识有成就的一位学者，对王氏治学产生了巨大影响。据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卜辞出土之历史”一节所述，1902年罗振玉在刘鹗处开始得见甲骨卜辞，凭其对历史文献和古器物知识的学识，已感到卜辞有不同寻常的价值，便劝说刘鹗选其中千余片拓印问世。罗氏自1906年也开始搜集甲骨，起初从商人手中购买，后于1909年，由商人口中探知甲骨出土处为安阳小屯，又命其弟前往直接探采。由此罗振玉判定甲骨卜辞出土的地点即为殷商故都。这样，甲骨卜辞的时代性得以确定，卜辞即为殷商王室遗物，其史料价值的重要性随之大大提高。因而甲骨卜辞出于殷墟的探明，在近代史学史和考古学史上意义甚大。到1911年前后，他已搜集到甲骨卜辞两三万片以上。在收藏丰富的基础上，罗振玉尤其热心于卜辞的整理、传布工作。前后印行之书，计有：《殷墟书契前编》八卷（1913年）、《殷墟书契菁华》一卷（1914 年）、 《铁云藏龟之馀》一卷（1915年）、《殷墟书契后编》二卷（1916年）。郭沫若评价说：“这些书，特别是《前编》和《后编》是研究甲骨文字必要的典籍。”故“罗氏在中国要算是近世考古学的一位先驱者”[2]。1916年，罗振玉还亲自到安阳小屯探访， 清楚地考明卜辞出土的地理环境和历史背景。他在日记中记载：“到小屯，其地在郡城之西北五里，东西北三面水环焉。《彰德府志》以此为河亶甲城。宋人《考古图》载古礼器之出于河亶甲城者不少，殆即此处。近十余年间龟甲兽骨重出于此。询之土人，出甲骨之地约四十余亩。因往履其地，则甲骨之无字者田中累累皆是。拾得古兽角一，甲骨盈数掬。”[3] 总之，由于罗振玉富有见识和热心而有成效的整理工作，他为学术界提供了一批很重要的甲骨卜辞文献资料，同时也为王国维的深入研究提供了资料条件。学术界对罗振玉的学术贡献甚为重视，把他与王国维并提，称他们二人为甲骨学殷商史所做的奠基工作为“罗王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