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是“二重证据法”这一对20世纪史学影响深远的治史观念和方法的创立者和成功运用者。何谓“二重证据法”？就是将“地下发现之新材料”与“纸上之材料”二者互相释证，以达到考证古史的目的。它作为一种重要的治史观念和方法，是20世纪初年中西学术交融和新史料大量发现刺激之下的产物，此为其所具有的强烈的时代性。而此一观念和方法于中国传统学术亦非毫无关系，而是存在着一定的渊源继承关系，乾嘉考史名家钱大昕利用碑刻史料与历史文献互相比勘解释对考证元史问题等项得到创获，可视为“二重证据法”的萌发。但钱氏因时代的关系，没有达到自觉运用阶段，所利用的材料和以之研究的领域都很有限，也未能解决对于历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的大问题。王国维处于20世纪初年，由于时代的机遇和本人的创造精神，方有可能较乾嘉前辈更胜一筹。甲骨文、汉简等重要发现为他提供了新的史料凭借，西方近代学术的相继传入，尤其是19世纪后期以来欧洲学者重视考古材料的运用，和“审查史料”即强调对于历史文献应以审慎态度究明其来历、考辨其真伪然后作出正确分析的观念和方法，给予他以深刻的启发。以此与他所熟悉的中国传统历史考证学的优良方法互相结合起来，遂能在治史观念和方法上取得重大突破。
    二、从《流沙坠简》到《毛公鼎考释》：“二重证据法”的形成
    王国维“二重证据法”代表性成果撰成于1917年。在此之前，从1912年起，他已在汉简和甲骨文的综合整理考释和证史领域取得一系列成果，对运用新史料以考证历史问题作了长期的探索和思考，最后才水到渠成、瓜熟蒂落。1913到1914年，他与罗振玉二人考订《流沙坠简》，全书共七卷，其中，《小学术数方技书》一卷，《考释》一卷，《简牍遗文》一卷，罗振玉编撰；《屯戍丛残》一卷，《考释》一卷，《补遗》一卷，王国维编撰。王国维从事此项考订工作，已开始显示出将新发现的考古史料与历史文献二者相互结合互相释证的治学路向。书成，王国维写了长篇序文，详考汉长城及玉门关之位置，汉代西域丝绸之路的路线，海头之地望及得名之由来，精绝国与后汉之关系。我们可以举出此序中以古代典籍与新出汉简史料互相发明，考辨汉长城位置的一段论述，以明王氏此项研究与其探索“二重证据法”之关系。1908年斯坦因在敦煌之北发现的汉简，准确地理位置为北纬40°，东经93°10′至95°20′之间，斯坦因据此位置初步判定为汉之长城，但未作具体考证。王国维根据汉简史料和出土文献二者相结合详加考辨，认为：据《史记》所载，秦之长城，西迄临洮。汉武帝时，为防匈奴，始筑令居以西，到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但未载明长城之所止。而法显《佛国记》载，敦煌有塞，东西可八十里，南北四十里。《晋书·凉武昭王传》则云：“玄盛（即西凉政权建立者李暠）乃修敦煌旧塞东西二围，以防北虏之患，筑敦煌旧塞西南二围，以威南虏。”再据唐《沙洲图经》所载，沙洲有古塞城、古长城二址。塞城周回州境，东在城东四十里，西在城西十五里，南在州城南七里，北在州城北五里。古长城则在州北六十六里，东到阶亭烽一百八十里，入瓜州常乐县境，西至曲泽烽二百一十二里，正西入碛，接石城界。《图经》所言古塞城，当即是李暠所修东西南北四围。至法显时所见，仅有纵横二围，其东西旧塞之八十里，或即《图经》之古长城，西里数仅有八十里者，盖至晋末时长城已经颓废。《图经》所记东西三百里者，则据废址载明里数。王国维经过将历史文献与汉简史料二者互证，乃得出结论：“此城遗址，《图经》谓在州北六十三里，今木简出土之地，正直其所，实唐《沙州图经》所谓古长城也。前汉时敦煌郡所置三都尉，皆治其所，都尉之下，又置候官。由西而东，则首玉门都尉下之大煎都候官、玉门候官（皆在汉龙勤县境），次则中部都尉所属平望候官、步广候官（汉敦煌县境），又东则宜禾都尉所属各候官（汉效谷、广至二县境。以上说均见本书《屯戍丛残·烽燧类》‘考释’中及《附录》烽燧图表）；又东入酒泉郡，则有酒泉西部都尉所治之西部障，北部都尉所治之偃泉障；又东北入张掖郡，则有张掖都尉所治之遮虏障；疑皆沿长城置之。今日酒泉、张掖以北，长城遗址之有无，虽不可知。然以当日之建置言之，固宜如是也。今斯氏所探得者，敦煌迤北之长城，当《汉志》敦煌、龙勒二县之北境，尚未东及广至界，汉时简牍即出于此，实汉时屯戍之所，又由中原通西域之孔道也”[4]。以上所论汉长城之位置，沿长城各处屯戍之都尉候官的设置，汉长城为古代中原通西域之孔道等项，均于汉代历史关系甚大。故仅就王氏以新旧史料相结合考论长城而言，这一方法对于推进历史研究之重要性已经得到有力的显示。通过《流沙坠简》的编撰考释，王氏已充分认识到新发现的汉简史料对古史研究具有的不容忽视的重要价值。1914年4月全稿写毕，尝致书缪荃孙，提出了迥异于当时日本学者的重要看法：“此事关系汉代史事极大，并现存之汉碑数十通亦不足以比之。东人不知，乃惜其中少古书。岂知纪史籍所不纪之事，更比古书为可贵乎！”又自信其“考释”方法之优良，云：“使竹汀先生辈操觚，恐亦不过如是”[5]。鲁迅对近代学术具有卓识，又于研究中国小说史和整理古代文学典籍深有造诣，他曾对王国维《流沙坠简》的研究方法和学术价值大加褒扬：“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印了将有十年了。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开首有一篇长序，是王国维先生做的，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6]。青年学者沈颂金在其博士论文《二十世纪简帛学研究》中，即称王氏与罗振玉合撰《流沙坠简》过程中，“已经自觉地运用‘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相互印证，可以视作‘二重证据法’的肇始”[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