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12年至1917年初数年间，王国维的古史考证成果累累，除《流沙坠简》外，主要有：辑成《齐鲁封泥集成》，为罗振玉整理手写《殷墟书契考释》并作《序》和《后序》，撰成《秦郡考》、《胡服考》、《宋代金文著录表》、《国朝金文著录表》、《洛诰解》、《鬼方昆夷玁狁考》、《殷墟卜辞所见地名考》、《生霸死霸考》、《史籀篇释证》、《释史》、《魏石经考》、《毛公鼎考释》并《序》、《汉魏博士考》、《太史公行年考》等，大凡都属于运用考古新史料与典籍相释证这一新创的治学方法，对于古代地理、民族、历法、制度、人物、习俗、古器物等作出新解，以其提出问题之新颖，见解之独到和考证之严密，而受到研究者的重视。王氏对于这些广泛涉及各个领域的问题的探索和思考，使其“二重证据法”的观念和方法经过长时间的积累、磨砺，已经呼之欲出。
    《毛公鼎考释序》中说：“自来释古器者，欲求无一字之不识，无一义之不通，而穿凿附会之说以生。穿凿附会者非也，谓其字之不可识，义之不可通而遂置之者亦非也。文无古今，未有不文从字顺者。今日通行文字，人人能读之能解之，诗书彝器亦古之通行文字，今日所以难读者，由今人之知古代不如知现代之深故也。苟考之史事与制度文物以知其时代之情状，本之诗书以求其文之义例，考之古音以通其义之假借，参之彝器以验其文字之变化，由此而之彼，即甲以推乙，则于字之不可释、义之不可通者，必间有获焉。然后阙其不可知者以俟后之君子，则庶乎其近之矣！”[8] 在这里，王氏总结出要考证清楚古器物铭文（按，毛公鼎是清代道光末年在陕西岐山出土的晚周青铜器，铭文多达497字）所记载的史事和制度，必须以《诗》、《书》等文献典籍和其他彝器互相参证，求其文之义例，通其义之假借，验其文字之变化，由此及彼，以甲推乙。这段总结，可视为“二重证据法”之初步表述。《太史公行年考》是又一名作。太史公记载了自黄帝到汉武帝时期的史事，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一部最重要而可靠的信史。但是司马迁却没有记下本人的生年，这么伟大的史学家却不明其生年，此实为学术史上极大的遗憾，历代学者亟望解决而未能如愿。王国维有勇气考证并且自信已经基本上解决了这一难题（王氏自编的《观堂集林》“史林”中，将《太史公行年考》列在关于殷商史考证的三篇名文之后的第四篇，以此突出显示其重要性），正是因为他除熟悉《史记》和有关汉史各种文献外，还从汉简中得到了极有价值的史料。关于司马迁的生年，现在所能找到的只有二条间接的史料。一为，《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太史公）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句，司马贞《索隐》引《博物志》：“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又一为，《太史公自序》中“（为太史令）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句，张守节《正义》云：“案：迁年四十二岁。”今按，“三年六月乙卯除”之三年，为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年），如果元封三年司马迁年二十八岁，则当生于建元六年（前135年）。至太初元年（前104年），则迁年为三十二岁。可是据下面“（为太史令）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句，张守节《正义》所注“迁年四十二岁”，与《索隐》引《博物志》载司马迁之年龄正好相差十岁。这两条记载，必有一处错误。王国维考证说：《索隐》所引张华《博物志》此条，不见于今本《博物志》，当在逸篇中，但此条记载的格式行款，无疑根据汉人之记录，决非魏晋人之文体语气。其证据和分析是：“考史公本夏阳人，而云茂陵显武里者，父谈以事武帝，故迁茂陵也。大夫者，汉爵第五级也。汉人履历，辄具县里及爵。《扁鹊仓公列传》有安陵阪里公乘项处，敦煌所出新莽时木简有敦德亭间田东武里士伍王参是也。或并记其年，敦煌汉简有新望与盛里公乘□杀之年八，又有□□中阳里大夫吕年年廿八，此云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三十八，与彼二简正同。乙卯者，以颛顼历及殷历推之，均为六月二日。由此数证，知《博物志》此条乃本于汉时簿书，为最可信之史料矣”[9]。而张守节《正义》所引，其所依据亦应当是《博物志》。故王氏得出慎审而重要的结论：“疑今本《索隐》所引《博物志》年二十八，张守节所见本作年三十八。三讹为二，乃事之常，三讹为四，则于理为远。以此观之，则史公生年，当为孝景中五年，而非孝武建元六年矣”[10]。由于王氏此文详引《史记》全书有关的记载与多种汉代史料互证，故其所得的司马迁生于孝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和司马迁一生约与汉武帝相终始的结论，遂为许多学者所接受和援引。王氏利用新出土汉简史料所作考证的缜密可靠和识力之卓异，后来已从海外发现的史料得到确证。日本学者水泽利忠编撰《史记会注考证订补》引用了日本现存南化本《史记》，书中《太史公自序》“迁为太史令”句下，《索隐》所引《博物志》之文即为：“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三十八”，有力地证明了王国维利用出土新史料考证的正确。[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