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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陈垣历史编纂学思想(3)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人文杂志》 史丽君 参加讨论

史文尚简陈垣主张“写文章要清楚、明白、闲话少说”(注:陈垣:《谈谈文风和资料工作》,见《陈垣学术文化随笔》,第387页。)。先生为文惜字如金,言简意赅,在保证读者正确理解作者观点的前提下,语句能省则省。他认为“写作应当象顾炎武的《日知录》,一字一句能够表达就不要再写出第二个字第二句话。”(注:蔡尚思:《陈垣同志的学术贡献》,见《励耘书屋问学记》,第23页。)这种写作风格使文章结构严谨,无冗句赘语,值得学习借鉴。为了让后学能够体会文省意赅的做法,先生经常用《史通·点烦》为教材,让学生按照刘知几所举的例子去删节原文,在实践中增强锤炼语言的能力。陈垣著述表达简洁却不失之疏漏,文质统一的语言风格作为学术著作成功范例之一,当之无愧。此点前人多有论述,此处不再赘述。
    编次谨严陈垣著述,结构布局合理,分类明晰,材料编排注重时间和逻辑顺序。他坚持按照出现的先后顺序来编排使用资料,如《四库提要》置《程氏墨苑》于《方氏墨谱》之前,陈垣在《跋〈明季之欧化美术及罗马字注音〉》一文中提到,方于鲁《方氏墨谱》成书早于程大约《程氏墨苑》,应置《方氏墨谱》于《程氏墨苑》之前,指出《四库提要》之失,体现了陈垣按时序编排材料的观点和思想。陈垣还注重按照材料和论题内部的逻辑顺序展开论述。如在《元西域人华化考》中,他首先确定西域之范围,明确“华化”之概念,“西域之范围明,华化之意义定,可以进言元西域人之如何华化。”(注: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58、68页。)在论述“华化”的内容和表现时,注重按照“华化”的层次来论述,如“儒学为中国特有产物,言华化者应首言儒学。”(注: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58、68页。)在陈垣的作品中,经常看到“欲……,当先……”、“欲知……,应先知……”等表明事物逻辑层次的字词。在行文中,他“最不喜‘见下文’”,认为“先后次序,不可颠倒。”(注:启功:《夫子循循然善诱》,第105页。)在推理论证时,他也注重按照一定逻辑顺序排列论据,如“证丁氏为回回一节,则有八证,且举证皆按效力强弱定先后,条理井然。”(注: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岳麓书社,2003年,第128、123页。)这种科学的编排方法,注重事物发展的横向关系,避免了杂乱的资料罗列和堆砌,使文章层次分明,条贯有序,历然可阅。
    善用图表“援庵先生十分重视学术著作中的表述形式,其中包含全书的整个布局、不同层次的标题、行文、用字、表格。”(注:白寿彝:《纪念陈援庵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见《纪念陈垣校长诞生110周年学术论文集》,第5页。)从陈垣著作中看出,他充分利用了表格在著述中的独特作用。他所作《文津阁四库全书册数页数表》“提挈纲领,使观者若登泰山俯培楼,足虽未践,已历历在目矣。”(注: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9页。)通过表格这一形式,先生将用文字难以准确描述的问题简单化,既节省了篇幅,又便于读者理解。又如《元西域人华化考》中《偰氏一门九进士图》《明季滇黔佛教考》中《明季黔南灯系表》《回回教入中国史略》中所列关于回回教的四幅图表等等,都用系统明晰的表格充分说明了问题。陈垣善用年表,认为“既称年表,则要便于查看,一目了然”(注:《陈垣年谱配图长编》,第777页。),不应过于繁细,眉目不清,他的确做到了这一点。如《二十史朔闰表》,眉目清晰,成为治史者重要的参考书,《中西回史日历》达到了“一展卷,而历史中之阴阳历月日,不难屈指而得”(注:陈垣:《拟编中西回三历岁首表意见书》,见《陈垣学术文化随笔》,第122页。)的功用,为后人治学提供了便利。陈垣曾论:“表格之用,最重位置,位置一乱,则失其效用”,(注:陈垣:《校勘学释例》,见《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陈垣卷》,第331页。)此论切中肯綮,道出使用表格之关键,为编写和校勘表格提供了借鉴。
    征引规范著述中如遇征引前人学术成果,陈垣坚持严格的征引标准。“凡考证家引书通例,必该书原本已佚,无可寻检,始据他书所引以为证。同时并须声明系据何书所引,不能直称引用原书。”“若其书未佚,即当检阅原书,不能据他书转引以为足。”“凡考证家引用古书,为行文方便,删节字句,原无不可。然不能任意改窜,仍称出自原书,眩人耳目。”(注:陈垣:《回回教入中国史略》,见《陈垣学术文化随笔》,第161页。)即许冠三先生所总结之“采择文献材料,务须核对原本原文;如属转引,务必注明亲见出处;引文虽可删节,但不得更改。”(注: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岳麓书社,2003年,第128、123页。)征引标明出处,既能保证史料的可靠性,也方便读者检寻原文。此外,先生还认为“未声明引古人而用其语者,可概括成一家言”(注:陈垣:《通鉴胡注表微·书法篇》,见《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陈垣卷》,第509页。),如班固《汉书》、范晔《后汉书》、司马光《资治通鉴》等书,皆能充分采用前人成果,又能成一家之言。先生叹曰“史学家竟不敢删省前人之文,如何能成一家之言!”由此可见,陈垣认为只有能够规范的征引运用前人资料,才能保证著述的科学性和首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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