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什么是“普通历史学的历史知识”？这要涉及到另一种历史，即“相对的”历史。雷海宗认为，“史学的过去是相对的，是瞻前顾后的”；“一件事实对于已往的关系，对于未来的影响，在当时的地位，对今日所有的意义，都必须研究清楚，那件事实才是真正的历史知识，才成为历史学的事实，才有意义，才是活的”。（注：雷海宗：《伯伦史学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59-260页。）这一历史不同于“绝对的”的历史，后者只具有时间上的先后顺序、不具有逻辑上的前后联系，是“超然而独立的既成事实”，而前者不仅仅具有时间上的先后顺序，还更多地具有逻辑上的前后联系（注：卡西尔认为，历史现象的连续性，“既是逻辑意义上的也是物理学意义上的”。其具体论述见，[德]卡西尔：《符号·神话·文化》，李小兵译，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72页。）--“对于已往的关系，对于未来的影响”，是“瞻前顾后”的；后者是客观事实，“是已定的，是一成不变的”，而前者是“理智的和想象的综合”，（注：[德]卡西尔：《符号·神话·文化》，李小兵译，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83页。）是“活”的，是不断变化的；后者强调的是它的历史真实性，它的原本情况是怎样，而前者强调的是它的现实真实性，它于今具有何种意义；后者是“既成”、不能“取消，修改或增删”的，前者是后生的，是人们对“既成事实”的解读和再创造，是“因时而异，因地而异的对过去的活动认识”；（注：雷海宗：《伯伦史学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62页。）后者是全面的、整体的，而前者是片面的、局部的。总之，史学中的历史是具有浓厚主观色彩的、文本性质的历史，与历史现实相对应，是人类意识的产物。
    在篇首，雷海宗就讲到，“我们用‘过去’或‘历史’一词时，实际就有两种不同的意义，而用时又往往把两义混用而不自觉。这种不自觉的混淆，是许多误会的来源。”（注：雷海宗：《伯伦史学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59页。）语句虽短，却是一语中的，直指传统历史观念弊端的要害。这一高度注重史料而极端忽视思辨、不能将客观历史和主观历史区分开来的无意识错误，正是中国的历史研究出现多有量的积累而少有质的提高的奇怪现象的症结所在。总而言之，雷海宗在遵循中国旧有的辨伪求真复原的史学传统的基础上加以突破，着眼于寻理求义致用，从哲学的高度来分析了历史性质和如何理解历史的问题，这一论析为中国史学理论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
    二、重构历史
    从“历史”的第二种含义，即史学中的历史，我们可以推演出另一个论断，在认识历史的同时，我们更多的是在重构它，进而塑造一个新的“历史”，这种历史既是有别于历史现实的又是从这一母体中诞生出来的历史文本。可以这样比喻，历史现实犹如真迹，而历史文本就是历史现实的摹本；在真迹不可求得的情况下，摹本的实用价值显得尤为重要；并且，人们在临摹摹本的时候往往是将其作为真迹看待的，书法爱好者在临摹《兰亭序》的唐摹本（冯承素本最佳）时，不认为自己临摹的是冯承素的字体而认为是王羲之的字体，以至于摹本在某种意义上取代了真迹的地位；历史文本也是如此，也在某种意义上取代了历史现实的地位，甚至是专业的历史学家也认为是在研究历史现实本身而不认为自己是在研究历史文本，自己所说所讲的是在复原历史而不是创造新的历史文本。（注：“展现所有的事实，让它们为自己辩护”和“这不是我讲，而是历史通过我的嘴来讲的”，这是客观主义史学家的典型言论，其详细论述，见美国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的《什么是历史事实？》一文（其汉译文，辑于张文杰编，《历史的话语-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正是基于对这一认识误区的发现，雷海宗先生在文中提出了当代人重构过去历史的观点。“我们生于现在，创造未来，这是人所共晓的，一般所不注意的，是我们也创造过去，每一个时代所认识的过去，都是那个时代的需要、希望、信仰、成见、环境、情绪等所烘托而出的。以上种种，没有两个时代完全相同，所以同一的过去，也没有两个时代对它的看法完全相同。”（注：雷海宗：《伯伦史学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60页。）当代人依照历史现实这一真迹以自己的方式制造了摹本式的历史文本，不同时代的后代人又根据本时代的实际情况照着以前的摹本式的历史文本以自己的方式制造出又有所不同于前人的摹本式的历史文本，这样就赋予历史了多重面孔，并且，这些面孔又是次第变化的。雷海宗仍以孔子为例，通俗地阐述了他这种史学思想。孔子的本来面孔，我们无法复原，只能从后世的文献资料里看到他的多重面孔中的一个或多个。在孔子百年后的《论语》中，他被“看为圣人，看为诲人不倦的大师，看为不得志的大才，看为中国传统与正统文化的提倡者”；再后百年的《荀子》中的孔子就“远不如《论语》中的孔子之超然”，具有了“争求仕进”的一面；到了汉代，“孔子又变成为素王，成为后世定治平大法的未卜先知的神人，成为黑帝之子，有人母而无人父，成为微言大义的《春秋》作者”；（注：雷海宗：《伯伦史学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60，261页。）其后虽有变化，仍是推崇尊拜的对象；而到近代新文化运动以来，出现了“孔子万恶观”，孔子遭到新文化干将们的猛烈挞伐，“孔子者，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也”，（注：李大钊：《孔子与宪法》，《新青年》2卷2号，转引自陈旭麓：《近代中国八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92页。）其流毒“不减于洪水猛兽”。（注：吴虞：《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新青年》2卷6号，转引自陈旭麓：《近代中国八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92页。）总之，原本的孔子不能求得，唯能求得的是历代历史文本中的孔子，不同时代的人们，在不同的环境中，根据不同的需求，以基本相同的历史文本为素材，不断地塑造着不同的孔子；而这些不同的孔子从某些角度看又是真实的、同一的。如孔子一样，历史中的过去不能尽知，唯能尽知的是史学中的过去，它们不过是数量上有所增加而质量上（针对真实度而言）有所变化的、已失“真迹”的摹本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