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当代人能重构过去的历史呢？原因有二。客观上，历史学作为“仅仅只是具有经验性上的确定性的知识”，它的推理和结论，与数学中的一加一等于二这种纯逻辑推理不同，都不具有“不可置辩”的“确定性”；（注：[德]康德：《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邓晓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并且，它是通过研究记录和反映研究对象的载体（或媒介）--历史文本--来认识它的研究对象即历史现实的，“往昔已逝。它已经过去，仅能由历史学家通过大不相同的媒介，诸如书籍、文章、纪实作品（documentaries）等等，而不是作为实际发生的事件再现于世人面前”，（注：Keith Jenkins，Re-thinking history，Routledge，1991，p.6.）由于载体（或媒介）众多，而记录和反映历史现实的方式又不是一式的，所以，对同一对象的认识便出现千人千面、百代百姿的现象。主观上，人们在认识历史时，总怀有一定的价值观，要问它的意义何在；然而，“但一谈到活的意义，与此时此地此人此景有生动关系的意义，问题就复杂了”，“没有任何一种事实能有百世不变的意义。此代认为第一等重要的事，彼代认为无足轻重。此地认为可赞的事，彼地认为可憾。此人认为平淡的事，彼人认为意味深长”；（注：雷海宗：《伯伦史学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60页。）在特定的价值观的指导之下，符合“此时此地此人此景”的价值取向的就是历史，否则便被视为杜撰，被排除在历史之外；更有甚者，为了某种需要而对历史涂脂抹粉，有意塑造出一个新的“历史”。即便是力图复原历史原貌的历史学家，也在不自觉地制造着新的历史文本，他的研究有赖于“那些我们称作历史文献和历史遗迹的东西”，他“不仅要搜集这些（对历史现实的理解）断片，他还必须完善这些断片并对它们加以综合，把它们纳入一个前后一致的秩序中，向我们揭示它们的统一性和连续性，……这种理智的和想象的综合就是我们所说的历史”。（注：[德]卡西尔：《符号·神话·文化》，李小兵译，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82、83页。）所以，历史学家复原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只是更像历史现实的历史文本而已，而不能视为历史本身。
    在雷海宗先生看来，“绝对的真实永难求得，即或求得也无意义”，而“有意义的过去，真正的历史知识，是因时而异，因地而异的对过去的活动认识”。（注：雷海宗：《伯伦史学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62、263页。“活动认识”，疑为“活的认识”之误（此系王敦书先生指出）。）这一思想，与克罗齐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思想有某种契合，“收集死凭证与写下空洞的历史是一种替生活服务的人生活动”，“当生活的发现需要它们时，死历史就会复活，过去史就会再变成现在的”，“目前被我们看成编年史的大段大段历史，目前哑然无声的许多文献是会依次被生活光辉所扫射，并再度发言的”。（注：[意]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2页。）二人都认为，人类精神是历史的灵魂，是历史之所以成为历史的关键因素；历史一经发生便成为无意义和价值的“死历史”，而记载它们的文献资料的价值，仅在于后世人需要给某段“过去史”赋予新的时代精神，即“再变成现在”时而为之服务；总之，随着时代的演变，同一历史也随之不断被赋予新的意义和阐释而“复活”，从而显示出不同的“真实”面孔。
    三、创造历史
    尽管雷海宗和克氏的观点有共通之处，但两人的着眼点不尽相同，作为理论家意义上的克氏关注的是历史认识本身，而有政论家倾向的雷海宗则更多注重它的现实意义，也即历史如何为现实服务进而创造新的历史的问题。（注：雷海宗先生，曾经精心阅读并翻译过克氏的这本《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的某些章节，其中的一部分在《史学》第一期（1930年，光华书局出版）刊发，其译文多有独到之处，但为保持本文的文风一致，所引克文，仍采用傅氏译文。从《过去历史的释义》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对克氏的史学思想，既有吸收又有创新，其细节非本文所关注，故略而不述。）
    “关于过去的每一新发现都会改变我们对现在的思考和对未来的期望；另一方面，当前状况中的每一变化和对未来期望的每一变化都会修改我们对过去的认识（revises our perception on the past）。在这一复杂的背景里（in this complex context），显而易见，历史是作为对过去的反思--从未与现在和未来隔绝的反思--诞生的。”（注：Ernst Breisach，Historiography：ancient，medieval & moder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2nd ed，p2.）在某种意义上，过去、现在和未来是一个不会间断的连续体，它们之间的连续不仅仅是时间上的次第替换，而更多的是在相互影响、互相渗透的互动中的演化推进。并且在这种互动中，三者会逐渐明朗化，首先，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对过去的认识会不断修正进而接近过去的事实本身，如尼采所言，“有关过去的言语（der Spruch der Vergangenheit）一直是一种神谕（ein Orakelspruch），只有成为未来的构建者之时，了解现在之后，他才会理解它”；（注：iiFrederick Wilhelm Nietzsche，Nietzsche Werke（Band I），Alfred K? rner Verlag in Leipzig，1923，p337）其次，随着历史经验的增加，人们对现在的认识会更加正确，它并且还会在未来的实践中得到检验；最后，对过去的理解和思考逐渐理性化，和对现在的认识更加正确，都将有助于对未来的预测，使之更加科学化，从而使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在实践活动中不断缩小，理想会在那个人们预期的、未来的某一个时间点上变为现实。所以，以过去为研究对象的历史学，不仅仅是关于过去的考证学问，而更多的是作为对过去的反思来指导当前活动和服务于建构未来的学科出现的。在历史的长河里，随着时间之流，过去、现在和未来，不断在推演置换。“人们如果对历史学不感兴趣，那么，可以断言，他将因此失去对社会、对人生、对生活、对命运这一系列基本问题的系统性理解”，（注：雷戈：《哲学主义的历史》，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44页。）也正是因为关注这些问题，人们才到历史中寻求可资借鉴的事例、方法、观念等。“显而易见，只有现在生活中的兴趣方能使人去研究过去的事实……这种过去的事实只要和现在生活的一种兴趣打成一片，它就不是针对一种过去的兴趣而是针对一种现在的兴趣的”。（注：[意]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页。）对历史的关注，其实质上也就是对现实的关注；恰如伯伦先生所言，“我们对于过去的了解，也是我们今日生活不可分的一部”，（注：雷海宗：《伯伦史学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62页。）无论对过去如何理解都要从现实生活出发、为现实生活服务，将历史思维融入到现实生活之中。各个时代的人们认识过去的历史，是基于自身所处的活生生的现实，为超越旧历史创造新历史服务。正是生活在鸦片战争以来这个风云际会社会激变的时代背景之下，出于对中国时局的关注和民族命运的忧思，在文化形态史观的影响下，深刻分析了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演变过程，雷海宗才提出并论证了独特历史分期理论--“中国文化再生说”。（注：许多学人用“中国文化两周说”或“中国文化三周说”来概括雷海宗这一史学思想，此类做法实为取其名而失其实，雷先生这一思想的要旨在于强调变和中国文化的生命力，他认为中国文化可以通过吸纳外来文化来实现自我更新和“再生”，而没有在时间上和周期上加以限定；此学说的创立旨在唤醒国人为中国的民族存亡和文化续绝既要自信又要努力，正如他的原话所说，“第二周文化已是人类史上空前的奇迹；但愿前方后方各忠职责，打破自己的非常纪录，使第三周文化的伟业得以实现！”（见辑于《伯伦史学集》中的《此次抗战在历史上的地位》一文）。）从学理上看，它是一套对中国历史演进历程的一个更理性和更形象的论证分析；（注：那种以五种生产方式的演变来套中国历史发展的做法，在当今史学界基本上被放弃；按朝代划分中国历史的做法，基本上仍在流行；以“中华帝国”的观念来考察中国历史的做法逐渐为时人接受。不管理论上的合理性成分有多大，它们都只能停留在学理探究的程度而缺乏实践性。）从实践上看，它能给生活在现实中的人们以一个更清晰明确的定位--处在中华文化交替更新的阶段，为我们民族的未来走向指明了一个大方向--中华文化的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