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现在、将来这三者，不仅在学理上联系密切，并且在实际中更是密不可分，生活现实中的人，几乎同时生活在这三个世界之中，“他们（科学家们）发现我们将其作为‘现在’、‘感觉到的’现在实际经验的时间跨度（the span of time）大约仅为五十分之一秒长”。（注：Ernst Breisach，Historiography：ancient，medieval & moder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2nd ed，p.2.）也就是说，科学研究表明，我们所谓的“现在”事实上仅仅有五十分之一秒的时间，此前为过去，此后为未来，致使常人无法将三者在实践上区分开来。而学理上将三者区分开来，仅仅是为了方便研究而已。若将这一学理上的区分应用于现实生活，无异于按图索骥的蠢行。雷海宗正是察觉学理上的过去、现在、未来与现实生活中的过去、现在、未来有不能套用的差别，认为历史研究不能画地为牢，不能割裂过去、现在、未来之间联系，机械地、片面地看待历史，而应该在纵向上和横向上拓宽历史研究的视界，将立足点延伸到未来，打通过去、现在、未来之间的壁垒。这样就突破了一般史学上的历史概念，从纵向整体史观（注：雷海宗先生的整体史观有两种，一种为横向的全史观念，在他的《西洋文化史纲》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另一种为纵向的通史观念，体现在他的“中国文化再生说”理论。）来考虑，赋予历史以新的意义--过去、现在和未来都被视为历史的一部分，这种历史概念具有浓厚的哲学意义。（注：安希孟先生在《历史和历史哲学》（文载于《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2期）一文中阐述了史学和哲学上的两种不同的历史概念的区别。在看待问题之时，雷海宗的历史观和哲学观是浑然一体的。）由是，历史研究必须关注现实和构想未来。并且，对未来进行构想，不仅在学理上需要，而且在现实实践中也同样需要，“在我们探索未来时，仍需要历史学家在多方面提供建议：需要他们去发现未来人类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设置一种前提并确定人类活动的范畴、潜在的可能性以及因果关系”。（注：[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马俊亚、郭英剑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1页。）雷海宗不仅在学理上强调历史的整体性，并把这一思想贯彻到实践之中，强调历史学对现实实践的指导意义，认为历史研究虽然是以过去的历史为研究对象的，它的最终目的却是指向未来的。诚如顾准先生所言，“历史的教训所能照亮的只是未来，而未来倒确实有待于历史去照亮它的”，“历史的探索，对于立志为人类服务的人来说，从来都是服务于改革当前的现实，和规划未来的方向的”；（注：顾准：《顾准文稿》，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416，327-328页。）只有这样，历史学才具有真正的完整意义。
    从根本上讲，历史学是因“我是谁，从何而来，向何处去”这三个基本问题的提出而产生，也必将为解答这三个问题而存在，并且为之不断展开。雷海宗反对不顾现实的历史思考，反对将历史学仅仅视为考据学或史料学，注重历史的整体性和连续性、历史学的现实性和有用性，并且提出劝告，“历史的了解是了解者整个人格与时代的一种表现，并非专由乱纸堆中所能找出的一种知识”，“有心的人，为何不抖去由堆满败简残篇的斗室中所沾的灰尘，来到海阔天空的世界大吸一口新鲜的空气！”（注：雷海宗：《历史警觉性的时限》辑于《伯伦史学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13，216页。）在他看来，历史学家具有双重身份：对过去的考古者和对未来的预言家。认识和复原过去的历史仅仅是他们任务的一个方面，其另一方面，意义更为重大一方面，是为认识现实情况进而创造新的历史提供长远预测和智力支持。只有如此，才能证明和实现历史学的学科价值、历史学家的身份价值以及既生活在现实中又生活在历史中的普通大众的人生价值，他创立“中国文化再生说”的意义正在于此。
    由上可知，一方面，雷海宗非常注重现实和历史之间的互动关系，立足于现实，着眼于未来，反观历史，对其进行重新解释，并赋予它新的意义；另一方面，他也非常注重过去、现在、未来之间的前后联系，不管对历史如何重新解释或赋予什么意义，都不仅仅是为了描绘出一个对现实无用的历史摹本，更不是为了复古，而是为了将这种新解释和新意义化为人们思维的一部分，培养出一种积极向上的历史使命感，激发国人推动历史发展的热情和信心，创造未来，“独创自己满意的新世界和文化”。（注：雷海宗：《历史的形态与例证》辑于《伯伦史学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57页。）
    总而言之，雷海宗是一位“双料”的历史学家，既能在书斋里做一些与现实关联不大的考据和理论研究，并取得突出的成就；又能走出书斋关注时局，思往追来，独创“中国文化再生说”，并将它贯彻到实践中，鼓舞时人为中国文化第三周的兴起而努力奋斗。在《历史过去的释义》这篇文章里，他主要探讨了历史的两种含义、史学中历史的主观性和时代性以及研究历史的现实性及其未来指向性等问题，提醒学人注意区分这两种不同的历史，告诫既生活在现实里又生活在历史中的人们，不仅要重构过去的旧历史，而且更要努力创造现在和将来的新历史。这三个方面的论析，构成一个有机整体，首先，正本清源，指出历史或过去是具有主客观之分的，从认识论上纠正中国历史研究自古以来存在的根本性错误，还给历史学一个客观理性的面孔；其次，开源引活，历史研究必须体现一种时代精神，在求真的基础上赋予历史以新的意义，给中国的历史理论研究开辟了一块新天地；再次，汇渠成川，从价值论上来肯定历史学长久存在的生命力不仅仅在于对过去的求真更在于对现实和未来的致用；最后，百流归海，他将这三方面融为一家之言，形成了他有别于当时众多流派的史学思想。虽然存在着总体架构略显粗糙和个别结论稍有偏差的瑕疵，（注：雷海宗先生的这些史学思想，放在一个学术开放和思想客观的时代里审视，其理论基本上没有什么错误，仅仅是有一点主观主义的倾向，这一错误倾向没有使他走上历史虚无主义，却为他的史学思想注入了巨大生机。惟有的不足是，历史没有将机会赠与这位历史学家，让他有时间来对这些思想进行认真反思和更细致的阐述和更缜密的论证，有关他这些史学思想或者历史思想的修补工作就只能遗留给我辈和我辈之后的学人来完成。在历史研究中，我们不能仰视或俯视自己的研究对象，这样都得不到客观的结论，而应该以平视的眼光对之。排除政治威权之下的衍生物和人身攻击之外，学理上对雷氏思想的研究仍然存在着误区和空白，雷海宗的思想是在强调历史研究和历史认识中的相对的和主观的成分，将这一认识扣上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帽子实为不妥；其实，雷海宗先生是一位求真与致用并重的历史学家，在学术上强调历史学的求真性质并取得了不小的成果，在实践上注意历史学的致用价值并将其学术成果应用到现实之中，而这种应用不是在杜撰屈枉历史事实之后的功利主义应用，我们是否应该就此给雷先生再扣一顶实用主义的帽子呢？对于这么一位受过中西两种文化熏陶和研究领域广泛的大师，我们是否应该轻而易举地对其思想做出客观准确的分析和评价？）但对当时的历史学界来说，这些思想可谓独具慧眼，少有人能够企及；并且，也正是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他提出“中国文化再生说”，勾画出了中国历史演变的独特的画面，虽然已过去多半个世纪，这一理论至今仍有不容低估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只惜，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数十年以来，它们或遭曲解误读，或受批驳斥责，亟待世人给予正确的解读和客观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