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对民族精神的关注还表现在对人的气节的臧否上。他研究涉及的历史人物很多，统治阶级如曹操、王导、武则天等，士大夫阶级如阮籍、陶渊明、元稹、李商隐等。陈寅恪通过对统治阶级所采取的措施如曹操《求才三令》的颁布，武则天长居洛阳、重用进士的分析，推导出统治阶级为有效维护其统治，在尽量收买士人之时，对于不合作者，则采取摧毁其内心信念与精神堡垒的方式。信念丧失、理想破灭后，则精神抵抗的防线不攻自破。生活于此转移升降之中的士人，“又有贤不肖巧拙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神泰名遂”（注：陈寅恪《陈寅恪文集之六--元白诗笺证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82页。）。陈寅恪常于其中鲜明地寄寓自己的褒贬，崇尚气节而贬斥势利。联系他曾生活之时世：“尝综揽吾国三十年来，人世之剧变至异，等量而齐观之，诚庄生所谓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者。”（注：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王静安先生遗书序》，第220页。）他的至交王国维已于其中“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历史的剧变正在陈寅恪身边上演，而贤不肖巧者拙者也在身边层出不穷，鉴往知今，借古讽今，“通古今之变”在陈寅恪这里得到了极好地贯彻，使他的历史研究与现实关注密合无垠。虽然其平生志愿写“中国通史”与“中国历史的教训”只能付诸阙如，但即使在最后的著作《柳如是别传》中，其中融注的社会关怀依然深厚绵长。
    假如说陈寅恪于著作中表现的社会关怀似草蛇灰线，须深思熟视，才能发现它比比皆是，郭沫若史学著作中的社会关怀则朗若眉目，无须找寻。其史学研究两个高峰期出现都与社会政治因素的催产大有关系。1927年，郭沫若因北伐战争与南昌起义失败，被蒋介石缉捕，秘密东渡日本，开始了在日本的第二个十年。此时国内，因国民革命中途失败，马克思主义遭到一些人的诋毁、诬蔑，马克思主义是否适合中国国情？中国往何处去？革命者必须作出有力的回答，方可给彷徨者指明前进方向，给甚嚣尘上的反对者以回击。郭沫若虽远离祖国，仍心系革命、关怀社会。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中，郭沫若表白自己写作动机：
    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
    他通过古史研究来回答迫切的现实问题。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重新认识《诗》《书》《易》和卜辞、金文，使上古社会生活历历可见，证明中国历史的发展，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原理，马克思主义完全适合于中国。从而坚定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证明了中国革命理论指导的正确。
    40年代，郭沫若在重庆受到国民党的羁縻束缚，规定“只能做研究工作，不能从事对外政治活动”，怀着苦闷、愤怒的心情，他“走起回头路来”，写出了《十批判书》、《青铜时代》等历史研究著作，其写作的大目的是根据革命的需要，对先秦社会与先秦诸子“作了一个通盘的追迹”，“彻底整理古代社会及其意识形态的心向”，从而筑起建设新文化的宏图。同时，他把对现实社会的关怀与爱憎倾注在研究的对象上，对心怀人民关心民生的孔子、敢于反抗邪恶热爱祖国的屈原等历史人物进行了热烈歌颂，对专制独裁统治则表达了强烈憎恨。解放以后，或许是与政治距离太近，郭沫若的著作《奴隶制时代》、《管子注》没有表现多少社会关怀，其所作的翻案文章或被人讥为政治跟风。其实，即使是跟风，它也是对社会关注的一种方式。
    学术研究不能脱离当时社会要求和学术热点，陈寅恪与郭沫若所取得的成就又一次证明了这一点。积极主动地利用当时出土的新材料，运用王国维等人的新的研究方法并加以创造，吸收外来研究方法如唯物辨证法同时加以个性化、本土化的发挥，假如说这些是他们勇预学术时流的表现的话，根据时代的需要而确立个人的学术研究方向，则是勇预社会时流的体现。勇预时流是陈寅恪与郭沫若在学术上取得巨大成就的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