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唯物辩证法
    陈寅恪曾说自己从事学术的原则是“惟知求真而已”（注：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之《灵州宁夏榆林三城译名考》，第109页。），把求真作为治史的第一要义。但我国古代历史，或由于“史臣颇讳饰之”（注：陈寅恪《论唐高宗臣突厥事》，见《寒柳堂集》，第97页。），或因“相传之史料复多隐讳之处”（注：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53页。），致使“通论吾国史料，大抵私家纂述易流于诬妄，而官修之书，其病又在多所讳饰”，故“考史事之本末者，苟能于官书及私著等量齐观，详辨而慎取之，则庶几得其真相，而无诬讳之失矣”（注：陈寅恪《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见《金明馆丛稿二编》，第74页。）。为拂去历史的尘埃，治史者应该广泛搜求材料，对比勘校，详辨慎取，来“求得一真确之事实”，“即实事求是之法治之”（注：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蒙古源流作者世系考》，第126页；《金明馆丛稿二编·杨树达论语疏证序》第233页。）。实事求是必须对历史做精审考证，并不是件容易的事，陈寅恪曾在《论再生缘》第45页用括号有一段这样的说明：“寅恪初疑陈端生之夫范某为乾隆时因收藏顾亭林集获罪，议遣戍，而被赦免之范起凤。后又疑为乾隆间才女陈云贞之夫，以罪遣戍伊犁之范秋糖。搜索研讨，终知非是。然以此耗去日力不少，甚可叹，亦可笑也。”虽是一段短短的文字，其中可见他审慎的治学态度和为求真而付出的艰辛劳动。
    求真不仅需要付出精力与时间，还需要渊博的知识。比如在《大乘稻芊经随听疏跋》这篇跋文中，他为考证该经的译主，凭着渊博的学识，引述法、德、日相关文献资料，又研究了蒙、梵、藏、中文的对音和意译，通过古今中外书籍互相补正比勘，从而得出令人折服的结论。
    求真更需要有过人的识见，才能真正地拨开历史的迷雾，还原历史的原貌。如论述唐高宗废王皇后立武则天的诏书所起的作用：“此诏之发布在吾国中古史上为一转捩点，……武曌则以关陇集团外之山东寒族，一旦攫取政权，久居洛阳，转移全国重心于山东，重进士词科之选举，拔取人材，遂破坏南北朝之贵族阶级，运输东南之财赋，以充实国防之力量诸端，皆吾国社会经济史上重大之措施，而开启后数百年以至千年后之世局者也。”（《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作者目光如炬，把一纸诏书对历史产生的影响实事求是地揭示出来，实为发千年之覆。这种例子在陈寅恪著作中不胜枚举。如《世说新语·言语》载晋元帝与顾荣的一段短短对话，陈寅恪对此分析道：“东晋元帝者，南来北人集团之领袖。吴郡顾荣者，江东士族之代表。元帝所谓‘国土’者，即孙吴之国土。所谓‘人’者，即顾荣代表江东士族之诸人。当日北人南来者之心理及江东士族对此种情势之态度可于两人问答数语中窥知。”并且进一步推导演绎出：“顾荣之答语乃允许北人寄居江左，与之合作之默契。此两方协定既成，南人与北人戮力同心，共御外侮，而赤县神州免于全部陆沉，东晋南朝三百年之世局因是决定矣。”（注：陈寅恪《述东晋王导之功业》，见《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51页。）也许勉力为之，分析之事人所能及，而于寥寥数语中见出它对世局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则非凡俗能及。没有对历史的“通识”谁能为之。
    治史要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则要求治学者不但有谨严的治学态度，还须才、学、识三者兼备。胡适曾评价：“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注：《胡适日记》1937年2月22日条。中华书局，1985年版。）他做学问不但能求其是，还能求其所以是，不但知其然，还能知其所以然，把唯物辩证法用得出神入化，毫无生搬硬套之感，甚至使人感觉不到他使用了这种方法。如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书中，陈寅恪指出：“隋唐制度虽极广博纷复，然究其因素，不出三源：一曰（北）魏、（北）齐；二曰梁、陈，三曰（西）魏、周。”分析隋唐制度之渊源，于纷繁复杂中，他抓住两条线索，一是注意门阀制度对于隋唐文化制度的形成产生了重要作用，因而他关注在文化冲突状态下的士族及其表现，二是注意到其时民族的冲突融合、各种文化的碰撞交汇频繁，因而他同时又关注文化冲突下形成的民族关系、各社会集团的复杂表现以及它对文化制度的重要影响。这种视角与方法，在随后完成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得到进一步发挥。其上篇的标题为“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下篇为“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其“升降”、“盛衰”、“连环性”、“外患与内政之关系”等字眼，表明作者将从事物的变化和事物之间的联系中认识事物本质。诚如周一良在《纪念陈寅恪先生》一文所说：“陈先生长于贯通、观察发展变化，如从南北朝分别找出唐代各种制度的渊源，他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与唐史的研究是相辅相成的，互相促进的，他看历史问题很重视纵向观察，看源流和演变，能以几百年历史背景来观察，正由于如此，陈先生的论著大都视野广阔而辨析精深，符合于辩证法，在讨论政治史时，无论人物、事件或典章制度，陈先生都不是就政治论政治，而往往联系到文化来考察其关系，这样就更全面而有说服力。”陈寅恪坚持“一切不能盲从，要头脑清醒”（注：《陈寅恪先生读书札记·弁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这使他所运用的治学方法在多有与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暗合之时又不把它当成僵硬的教条、方法胡乱套用，而是择取扬弃，能以之达到求真者则用，反之则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