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30年，傅斯年又写出《战国文籍中之篇式书体--一个短记》，提出“我们切不可以后来人著书之观念论战国文籍”，因为战国时“‘著作者’之观念不明了”，且当时“记言书多不是说者自写，所托只是有远有近有切有不相干罢了”。故“战国书除《吕览》外，都只是些篇，没有成部的书。战国书之成部，是汉朝人集合的”。次年，罗根泽发表《战国前无私家著作说》长文，也申论“离事言理之私家著作始于战国，前此无有”。王汎森先生认为，“以上两篇文章标志着疑古辨伪方向之转变”，信然（注：傅斯年文初刊于史语所集刊，罗根泽文收入他自己编的《古史辨》第四册，均引在王汎森文中，参见王汎森：《对〈文史通义·言公〉篇的新认识》，收入《自由主义与人文传统：林毓生先生七秩寿庆论文集》，台北允晨文化公司，2005年（印刷中）。）。
    大约同时，“伪书”的形成及其与辨伪的关系也引起学者的关注。陈寅恪以为：“中国古代史之材料，如儒家及诸子等经典，皆非一时代一作者之产物。昔人笼统认为一人一时之作，其误固不俟论。今人能知其非一人一时之所作，而不知以纵贯之眼光，视为一种学术之丛书，或一宗传灯之语录，而龂龂致辩于其横切方面。此亦缺乏史学之通识所致。”实际上，古书之真伪“不过相对问题，而最要在能审定伪材料之时代及作者，而利用之。盖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一可贵。如某种伪材料，若径认为其所依托之时代及作者之真产物，固不可也。但能考出其作伪时代及作者，即据以说明此时代及作者之思想，则变为一真材料矣”[20]。
    以辨伪著称的顾颉刚此时也表述了类似的看法，他在《古史辨》三册自序中说，“许多伪材料，置之于所伪的时代固不合，但置之于伪作的时代则仍是绝好的史料；我们得了这些史料，很可了解那个时代的思想和学术”。故“伪史的出现，即是真史的反映”；辨伪不过是把所辨之书的时代移后，“使它脱离了所托的时代，而与出现的时代相应”。这“与其说是破坏，不如称为‘移置’的适宜”。顾先生以为，要这样处理一般视为“伪的材料”，才算是具有“历史的观念”[21]。
    蒙先生更明言，“必皆先有伪书之学，而后有伪学之书”。作伪有其原因，且也像古书形成一样有个过程，非一人所能为。他具体指出：“王肃好贾、马之学而不好郑玄，所为经注，异于郑氏，虑不胜，然后有《孔子家语》、《尚书·孔传》之伪，有《论语、孝经·孔传》、《孔丛子》之伪。汲冢出书而《纪年》、《周书》皆被改窜，则伪之非一人一时所能为，所由作伪者又以郑、王两学相争之故，故书虽伪而义仍有据，事必有本，凡此作伪，皆南学之徒为之，实为王学而作伪。校郑、王两派异同，足知伪书之伪安在，其不伪者又安在。《纪年》、《周书》伪而所据以作伪之材料不必伪。”[22]
    而且，作伪也有家派之分，“有一家之学，然后有一家伪作之书”；故辨伪应知求其“学派所据”，辨明“作伪者属于何学、果为何事，一书之间孰为伪、孰为不伪”，而不当“以作伪二字抹杀古代之书”[22]。把“伪书”提高到“伪学”产物的层次，则对“作伪”这一社会进程及其思想学术背景就有远更深入的认识。如果伪书“所据以作伪之材料不必伪”，则里面“真材料”的价值就不仅可以“移置”回其产生的时代，它也很可能是所依托之时代的真产物，还要依据其他材料以辨析确认之。
    这样对“伪书”和“伪学”的多层次认识，是许多龂龂于辨析某书是否为某人某时所作者迄今忽视的真知灼见。章学诚已说过，“学术文章，有神妙之境”，下焉者“泥迹以求之”，故“窒于心而无所入，穷于辨而无所出”；高明之人则“不滞于迹，即所知见以想见所不可知见”[23]（辨似，74页）。蒙先生即主张，有时史无明文也未必实无其事，当从蛛丝马迹寻觅，以连接历史可能割断之处。他举例说：“汉行均田无明文，可能因王莽的‘王田’制度与之相似，且也行得不彻底，故不见记载。晋虽也行得不彻底，但因唐行均田，故修《晋书》时特载其事。汉虽无明文，但也不无蛛丝马迹，不能因史无明文遂以实无其事。如这样，历史就被割断了。”[5]（29页）
    一般而言，如蒙先生所说，“时代稍后的历史记载可信的成份就减少了一些，最初的史底是值得我们重视的”[24]。但也不尽然，有时则要看后出之史料所具有的特性而定。如傅斯年、蒙文通等都指出《吕氏春秋》是可以考定的战国“著述”，过去多以其为编纂之“杂书”而轻视之，其实后出杂书的好处正在于所记广泛，蒙先生便据其中的记载以证明《楚辞》、《山海经》等原以为荒诞不经的材料之可靠性（注：散见于蒙先生论证上古文化三系的众多论著中，后面还会述及。）。则以唐代后出之制度而论证晋代，进而考论汉代，同样充分体现出：只要史家善于运用，后出史料也可转证前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