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内外解读：文本和语境
    其实“行事”也是多层面的，立言本身是“行事”，因何立言及怎样立言也是“行事”。思想史自当以表述“思想”的文献为基本素材（在精英起主导作用的时代和地域，更当凸显经典文献的重要性），离此便难说是思想史。学术史亦然；学人之间的往还及其相互的评议、学术的著述形式和出版方式、学术怎样传承、学派的得势与式微、与学术相关的经济因素、以及更广阔的学术与社会的互动等面相都非常重要，都是过去相对忽视而今后可努力探索者（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同样重要，不过向来较受重视），但表述出的“学术”本身仍是不可须臾疏离的主体。
    故思想史和学术史自当侧重具体的思想、学术文本（text），循其言说的内在理路以探索立言者之所欲言。其实也可稍广义地将具体史事皆视为文本，而特定文本前后左右之书之事在一定程度上即构成语境（context）。有时专就文本看文本，可能出现偏差；若转而从语境方面着手，语境明则文本的理解也会更容易（注：关于文本和语境的互动关系，西人所论甚多，窃以为从史学的角度讲得最好的，还是剑桥大学的Quentin Skinner。其主要相关论述均收在James Tully，ed.，Meaning and Context：Quentin Skinner and his Critic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8.）。
    鲁迅曾说：“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但我也并非反对说梦，我只主张听者心里明白所听的是说梦。”[29]他可以接受不甚顾及文本作者及其时代而就文本论文本的“说梦”取向，然自己大致还遵循着孟子的思路，重要的是他特别提请文本诠释的接受者明白两种取向的不同。
    清人恽敬批评汉儒说：他们“过于尊圣贤而疏于察凡庶，敢于从古昔而怯于赴时势，笃于信专门而薄于考通方”，结果其所立之说“推之一家而通，推之众家而不必通；推之一经而通，推之众经而不必通”，实未必理解圣贤真意[30]。这番话自有其特定的尊圣立场，我们可以不置论。但恽氏在这里提出的察凡庶（注：主张取法乎上的中国文化的精英意识一向甚重，但同时圣贤之道又无不融汇于人生日用之中，故恽敬能意识到察凡庶可以知圣贤的路径。20世纪下半叶西方兴起的自下而上的史学（history from below）取向在一定程度上也与这一乾嘉时代的主张暗合，不过其目的未必是了解上层。）、赴时势、考通方等几种取向，都是今日治史学者应该参考的。尤其关于立说不仅要推之一家一经而通、必须要推之众家众经皆通的主张，正是前后左右读书法的另一表述，与西人的文本语境说亦颇相通。
    后来美国文化批评家詹明信（Fredric Jameson）论文本解读，以为旧式的诠释是想要知道文本的意谓（ask the text what it means），而新的分析则要了解其怎样起作用（ask how it works）[31]。詹明信1985年曾在北大讲学，并出版轰动一时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在该书的《台湾版序》中，他又论及怎样分析“理论”，主张“不仅是理解理论，衡量其真理性与启发意义，而且同时思考作为症状的用途所在”。也就是“同时坚持从两个不同的角度看待理论文本，……一是内层解读，这正像旧式哲学一样，目标是发现并建立其内在的创新和效验；一是外层解读，视其为更深层的社会和历史进程的外在标志或症状”[32]。
    这样的内外解读法与蒙先生所云颇有近似之处，我们当然不必循晚清“西学源出中国说”的思路，说蒙先生已开西方后现代文化批评的先路（毕竟双方有许多大不相同的讲究）。实际上，从社会视角观察和探索历史上的思想、知识、学术在西方已渐成风气，许多具体研究与“后学”并无直接关联，而更近于所谓“新文化史”（注：关于西方的“新文化史”，可参阅Hunt，ed.，The New Cultural History；Peter Burke，ed.，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Writing，University Park，Pa.：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2.尽管后者的范围不止于“新文化史”，其中不少内容实际构成对前者的补充。当然，“新文化史”似乎愈来愈体现出其与“后学”那“剪不断，理还乱”的关联，参见Victoria E.Bonnell and Lynn Hunt，eds.，Beyond the Cultural Turn：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Society and Cluture，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从近二十年西方史学的发展看，思想史的社会取向可以说已成“新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注：参见Robert Darnton，"The Social History of Ideas"，in idem，The Kiss of Lamourette：Reflections in Cultural History，New York：Norton，1990，pp.219-52；Fritz K.Ringer，"The Intellectual Field，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Theory and Society，vol.19（1990），pp.269-94.柏克（Peter Burke）近年关于16-18世纪“知识”的“社会史”颇可参考（A Social History of Knowledge，Cambridge，UK：Polity Press，2000，此书已有中译本：《知识社会史》，贾士蘅译，台北麦田出版社，2003年），尽管其讨论的“知识”不全是我们思想史通常处理的“思想”，倒有些接近梁启超和钱穆那两本《近三百年学术史》所说的“学术”。）。
    对中国大陆史学界年龄稍大之人而言，詹明信的表述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另一段耳熟能详的话：“判断一个人当然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为；不是看他自称如何如何，而是看他做些什么和实际是怎样一个人。”[33]詹明信是名副其实的左派，熟读马克思主义文献，不论他的内外解读法是否与恩格斯这一具体见解相关联，他的整体思想的确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
    过去我们多将恩格斯上面的话运用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其实若将其作为一种“方法”推广到思想史研究上，或可以说，不仅要认真研读文本的内容，还要注重文本所在的语境以及文本和语境的互动，更要具体考察文本在其时代语境中起了什么作用及其怎样起作用。后者可以揭示一些仅仅研读精典文本之“哲学思想”未必能够获得的消息，这些消息反过来又有助于理解文本所反映的时代“思想”。经过这样的考察，对于文本意谓的领悟或许会比单纯研读文本更进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