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则考据更多是一种治学方法，乾嘉人就“考据学”这一学术门类是否成立进行辩论，提示着一种新因素的产生：尽管中国传统不甚讲究学科分类，但也存在不少以“某某学”称谓的名目（多为大体言之，分界不甚严密）。历来学者对这类称谓皆以其所治对象名之，今则以相对抽象的治学方式方法名之，显然是一个极大的突破，即某种带有广泛适应性的“方法”从各具体的学术类别中独立出来自成一“学”（虽然还有个确立的过程）。这一转变在学术史上的意义，还可以深入探索（注：此时的“考据”可以成“学”，很可能是20世纪初年那一股“方法热”的远因（按清季学制改革时，部分或受西方和日本的影响，那时的发凡起例者都特别注重“方法”，其课程设置中似乎每一学科都有“研究法”一门课，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方法热”）。而乾嘉人似并未意识到或至少未能充分意识到这里所牵涉到的治学内容和方法的差别，也缺乏相关的论证，故“考据学”这一学术门类是否成立，后来仍有进一步的辩论，一直延续到民国，详另文。）。
    外篇：前后左右则史无定向（注：外篇的基本意思已见于《史无定向：思想史的社会视角稗说》（《开放时代》2003年5期）一文，大致是在该文一些内容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特此说明。）
    上面所言思想史的社会视角，核心是要厘清思想学术的时代精神和学脉渊源，其基本立意是要开拓而非限制对史料的采用，以增进对史事的认识。不论是侧重文本还是兼顾语境，不论是内层解读还是外层解读，都并非对立而是互补的取向；探索的途径愈多，则愈可能广泛深入地理解往昔。进而言之，前后左右治史的取向，既渊源于重广博而尊通识的传统学风，也与近年颇受提倡的“跨学科”主张相通。
    本文开头说到，民初关于博览的论述已近于今日所谓“跨学科”的含义。的确，整个20世纪中国史学进程中常可听见类似“跨学科研究”的主张（注：如章太炎在1902年即说，“心理、社会、宗教各论”，皆能“发明天则”，故“于作史尤为要领”。章太炎：《中国通史略例》，《章太炎全集》，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331页。此后类似的表述不绝于耳，海峡对岸通常将这一取向称为“科际整合”，近年热情似已较大陆稍减，发展情形也不甚同，本文所论主要为大陆的现象。），这可能提示着某种“学族”意识的存在。从社会视角看，特定学科的“独立意识”多也带有一定的排他性。今日史学各子学科的畛域尚较明显，各专门史的区分甚至较前更受关注，不时可见关于“什么是某某史”这类论题的持续辨析，其实就是希望划出或进一步划清学科的“边界”（注：这类正名努力表现得比较明显的是社会史，各种相关看法可参见周积明、宋德金主编的《中国社会史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3-218页。）。
    各专门史的划分是否当依据其研究对象而定？这样宽泛的问题这里不能展开讨论。或可以说，史学各子学科已存在相当一段时期，自有其功用甚或一定程度的“合理性”；但也当注意，这些“边界”多是人为造成并被人为强化的。根本是史学本身和治史取径都应趋向多元，虽不必以立异为高，不越雷池不以为功；似也不必画地为牢，株守各专门史的藩篱（注：格拉夫敦（Anthony Grafton）前几年关于“脚注”的专书（The Footnote：A Curious Histor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视野颇开阔，按我们所谓专门史的划分便较难“归类”，却是一本得到广泛认可的佳作。）。尤其要避免刘勰所谓“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文心雕龙·知音》）之见，切勿因学科的划分限制了对史料的采用。
    边界明晰的学族认同原非治史的先决条件，根本言之，史学本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学科。我倒倾向于相对宽泛的从各种方向或角度看问题，而不必管它是否属于某种专门史--思想、学术问题可以从社会视角看（即所谓social-oriented approach），政治、外交问题可以从文化视角看（cultural-oriented approach），可以说没有什么问题必须固定从一个方向看。《淮南子·泛论训》说：“东面而望，不见西墙；南面而视，不睹北方；唯无所向者，则无所不通。”此语最能揭示思路和视角“定于一”的弊端，也最能喻解开放视野可能带来的收获。
    “无所不通”的高远境界或不适应今日急功近利的世风（注：如今学问的程度当下就要证明给人看，以学术为“职业”者都必须面对特定时间之内的升等问题，要向年轻人提倡厚积薄发的高远取向，真是难以启齿，恐怕也只有如陈寅恪所说的“随顺世缘”而已。），且既存知识的范围也太广泛，非“生而知之”者大概只能有所专而后可言精（注：如严耕望所说，“专不一定能精，能精则一定有相当的专”。当然，他也不忘指出，专精必须与博通相结合；“非有相当博通，就不可能专而能精”。严耕望：《治史三书》，7页。）。若不计“治学精神”而仅就“治史方法”言，治史者固不妨有其专攻，倘能不忘还有其他看问题的视角可以选择，境界亦自不同。钱锺书也认为：“言不孤立，托境方生；道不虚明，有为而发。先圣后圣，作者述者，言外有人，人外有世。”[17]（266页）正与蒙先生所说的“事不孤起，必有其邻”相类，大致皆发挥孟子论世以知人的主张，提倡开放视野，以超越于就思想看思想的惯性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