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对太平天国运动，不但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和各种矛盾的交错激化等方面详细讨论了爆发的原因，肯定了其反帝、反封建的历史地位，还对它的成败得失作了透彻的分析，认为太平天国战争之所以不同于以前的单纯的农民暴动，乃是由于“当时国际资本主义的浪潮已开始冲毁了农村的藩篱，破坏了国内农民手工业者的自足经济。因此这一时期的农民革命内战是在国际资本主义的侵略与国内封建势力的榨取错综交织之下必然爆发的革命战斗”。[4]（P62-62）至其失败，除了敌对势力相对强大等客观因素外，从主观方面看，还有这样一些原因：一是没有先进阶级（市民阶级或“现代城市生产阶级”）的坚强领导，“仅仅以贫农及破产手工业贫民为中坚，他们缺乏集体的有组织的斗争力量，保持着浓厚的封建私有观念，更没有为创造新社会而战斗之明确的目标，因此容易涣散革命的团结力量，不能忍受反革命的强有力的打击”。二是战略上没有主动汇合全国的反清势力，如北方的捻军、南方的三合会、小刀会等，组成统一战线而壮大自己。三是在形势一度有利的情况下，军事战略上未能及时组织足够的力量，去摧毁清廷的统治中心，使他们“得以从容布置，调兵遣将来反攻革命”。四是未能使群众的斗争力量和整个革命战争适当地配合起来，“结果造成一种单纯的军事投机，在军事力量离开的地方，有战斗力的群众亦随军而去，使地方的反革命势力得以盘踞于农村与城市结集武装力量袭击革命”。五是太平天国运动中后期高层领导的腐化和内讧，极大地削弱了自己的力量。[4]（P96-98）
    不仅如此，在论述同属下层农民反抗的捻军暴动和义和团运动时，书中还注意通过与太平天国的比较，去更深入地把握其特点。指出，捻军与太平天国虽都是农民反封建统治和剥削的革命，但其参与的成份（贫农及流氓无产者为主干）、作战的方式（流动作战）、遭遇的对手（纯由地主、贵族和商人组成的封建统治势力）、打击封建势力的程度（仅仅是一种军事打击），都与后者有着相当的差异，这些差异主要是由当时南北不同的经济状况所决定的。至于义和团，其活动“固然是带有浓厚的反动性的，但本质地说来，它却是破落的农民与贫民反对奴役与扶植封建统治的帝国主义的斗争。只是因为它一开始就给统治阶级所利用，便陷于自杀的矛盾中而不可自拔了”。[4]（P115-116、287）这些分析，即使在七十年后的今天看来也仍不乏其启示的意义。
    其余如对晚清帝国主义列强侵华过程中纵横捭阖的外交关系之揭露，以及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历史事件的剖析，也都表现出这一擅长理论分析的特点。
    特别难能的是，本书的公开出版，正值蒋介石加紧“围剿”共产党领导的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之时，但平心本着一个曾经受党教育的进步史家之良知，对一些现代史上的敏感话题，仍能抱定宗旨，决不迎合国民党当局，作违心和违背史实之论。书中高度评价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1923年“二七大罢工”和1925年“五卅”运动，又直斥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的“四·一二”血腥“清党运动”为“苦推打”，“共产党员、左翼分子及工人被捕杀者甚众”。对于南昌起义，也能实事求是地述其原委，并分析其军事上失败的原因，指出其除“军事方面的战略错误而外，在政治方面主要是缺少广大工农群众为基础，更没有发动土地斗争，造成了一种单纯的军事投机”。[4]（P389-392）虽然因条件的限制，书中还不可能就这些问题展开充分的论述，但这样做，在当时已十分不易，对于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了解共产党以及国共关系的真相，尤具实际的意义。
    平心的《中国近代史》，无论是叙事风格还是理论框架，都为当时的近代史研究建立了一种全新模式，给人以莫大的启示。该书出版后，曾在八年内连印十余版，受到多方的推赞，便最好不过地说明了这点。
    三、直笔书当代，正气贯长虹
    在抗战进入最为艰苦的相持阶段，平心先后出版了《中国现代史初编》和《论新中国》两本现代史著作。
    《中国现代史初编》原名《中国民主宪政运动史》，1940年由香港国泰公司出版。全书分两编，序编四章，专论中国民主宪政运动的基本理论问题；本编八章，通过具体史实的剖析，论述自太平天国运动至抗战时期（1940年初）民主宪政运动的起伏进程。
    《论新中国--中国的现在与未来》1941年8月初版于上海，署名青之。是一部讨论抗日及民主建国前途的时论与史论。书中《新中国的道路》一章，系依据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基本观点对中国民主革命的性质及其前景展开的理论探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部分的论述，不仅有力揭露了国民党内反共亲日派摧残民主、破坏抗战的行为，驳斥了他们种种颠倒是非的谬说，还保存了不少难得的史料，包括国民党方面为“剪除异己”制定的一些秘密文件，以及当时海内外有关民主区和国统区的报道和评论等。该书出版不久，就因太平洋战争爆发和上海“租界”沦陷，在日伪查禁反日书籍的重压下被迫毁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