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经世认识含混不清，学术、功用两难兼顾。
    关于史学经世或曰史学干预现实，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着力之点并不相同。封建社 会，史学的目的是资鉴当道，其铺叙内容重在统治之术和道德教化，缺点一是远离民众 ，因而，梁启超讥之为帝王家谱；二是泛道德主义，道德评价标准高于或替代一切其他 标准。近代以降，史学的目光开始下移，但循着两个方向发展。一路重在反映如火如荼 的政治和军事斗争；一路渐次关注社会文化史研究，旨在陶冶国性与民德。后者如梁启 超、章太炎、陈垣、陈寅恪、胡适等，都以大家手笔，从不同方面拓展了史学经世的新 路径。这种经世方式，虽然方式间接，见效缓慢，但在承平时期，优势仍在。从新中国 成立至20世纪80年代，史学高标为政治服务，为人民服务，最大限度地彰显了史学的经 世致用功能。但因过于急功近利，唯效用是从，故而无视规范，强史就我，以致威信受 损、学术蒙尘。
    近十余年来，史学界在对其自身曾经胶着于政治的反思中，重新找寻自己的理想位置 ，以致在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处理上颇费心智，从研究范围的拓展，到理论、方法和运作 方式的探索，往往不乏妙言高论。为了保持自己的相对超然立场，史家在研究选题的确 定上，首先考虑自身使命与学科规范，避免亦步亦趋地去迎合时流。这种趋向应该说是 学术进步与学科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但其负面影响则是，部分史家对一些热点而敏感 的社会问题缺乏应有的热情。保持学术独立，顾及学科尊严，珍视自身价值，拒做现实 附庸，是史家起码的学术操守。但是，如果因此而疏离了现实社会，在诸如人文精神此 类牵动世道人心的重大问题上当言不言或声音微弱，那么，所谓保持学术的独立与尊严 ，则未免买椟还珠，或者说颠倒了目的和手段的关系。
    不同的历史时期，需要不同的人文精神，但任何时期的人文精神，都是在历史延续基 础之上的不断更新和超越，而非割裂传统，重新创造。从这一角度而言，人文精神是史 学研究的一个永恒主题。在科学与经济的张力无限膨胀的当今社会，人文精神的建设亟 需加强，包括史学在内的人文科学任重道远。与此相应，史学经世致用的重心应当转向 发掘人文精神、启迪人生智慧。如此转变，可使史学既肩负社会责任，又不失学术品位 ，学术性与功用性兼而得之。应该强调的是，这需要史家高绝精湛的学术造诣和货真价 实的学术成果，绝非趋附时尚、游谈无根者流所能为之。
    三、转变观念：强化史学研究的主体意识
    为了保障史学的科学性，史家在研究活动中往往力求臻于“无我”之境界。这种努力 虽然有其价值，但“无我”二字当作何解，似有重新探讨之必要。如果这里的“无我” 是指在研究实践中，摒弃主观的臆断、成见或偏见，决不作伪、鄙弃矫饰，则属学科规 范，理应矢志持守；如果是指捐除研究者的真知灼见、价值判断和基于史实的睿智体悟 ，弱化主体意识，止于史迹勾勒，则属观念迂滞，亟应设法改变。史学如欲在人文精神 建设中有所建树，所应着力者，虽非止于一端，但我认为，在打破某些认识局限的同时 ，转变“述而不作”观念，强化史家的主体意识，把深邃的人文思想和高远的人生理想 融入史著之中，应属当务之急。略而言之，可尝试从以下三个方面切入。
    1.提倡多层面基础上的思辨性研究。
    史学对价值和意义的追寻绝不能凭空臆想、空穴来风，而应尊重史实、刻意求真，必 须将思辨性研究建立在多层面的、扎实可靠的研究基础之上。所谓多层面，是指力避视 野局促，一叶障目，任何问题，都应从内外上下前后左右多视角地进行细致考察。诚如 梁启超所言：“要钻在这件事物里头去研究，要绕着这件事物周围去研究，要跳在这件 事物高头去研究，种种分析研究结果，才算把这件事物的属性大略研究出来；算是从许 多相类似容易混淆的个体中，发现每个个体的特征，换一个方向，把许多同有这种特征 的事物归成一类，许多类归成一部，许多部归成一组，如是综合、研究的结果，算是从 许多各自分离的个体中发现出他们相互间的普遍性。”（注：王德峰编：《国性与民德 ：梁启超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239页。）只有如此，才能把握历史真相 ，并在此基础上发现真意义和真价值。所谓思辨性，从内容方面而言，是指在选题上， 改变将史学定位于描述性学科的观念，除了具体的“形而下”问题之外，尚需关注那些 抽象的“形而上”问题，如道德理想、终极关怀等，而不能简单地将那些关涉思辨性的 问题弃置于史学研究的视域之外。从方法方面而言，是指改变将史学片面理解为“实证 性研究”的观念，在订正史料、陈明原委、理清因果之后，尚需进行理论提升，从哲学 层面阐释史实文本的意义。今天，人们对这种诉求保持着较高的警惕，原因之一是担忧 消解史学的“价值中立”原则，丧失史学的客观独立性。事实上，在史学研究中，不可 能不渗入研究主体的价值判断，而且，疏于思辨和止于描述，并不能保证其客观独立性 。
    2.借鉴解释学等研究方法。
    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历史学当然也可以借用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如统计的、实证的 和逻辑推导的方法，但诸如解释学、精神分析学、哲学反思与顿悟直觉等方法，或许更 为贴近其学科性质。因为，和其他人文科学一样，史学研究活动不可能完全排斥研究主 体的精神体验、心性领悟和生活积累。它既是一种分析说明的科学，也是一种理解和体 验的科学。
    解释学方法的运用，可以较为充分体现人的主体意识，为此，我们不妨借鉴一下傅伟 勋先生创造的诠释理论。按照景海峰先生的绍述，傅氏理论共分为5个层次：第一是“ 实谓”层次，探讨原典实际上说了什么。第二是“意谓”层次，探问原典想要表达什么 （或它所说的意思到底是什么）。这一层面开始发生主体移位，研究者的诠释意向初步显 现，通过语义澄清、脉络分析、前后文意的贯通、时代背景的考察等，尽量客观忠实地 了解并诠释原典和原思想家的意思，探问其意向、意指如何。第三是“蕴谓”层次，考 究原思想家可能要说什么（或他所说的可能蕴涵是什么）。这一层面已跳出文本本身，而 进入所谓“历史意识”的领域。通过对种种思想史的理路线索的清理，对思想承继的思 维关联性的多面探讨，对诠释性文本本身历程的考索，来了解原典和原思想家种种可能 的思想蕴涵。第四是“当谓”层次，追究原思想家本来应当说些什么（或诠释者应当为 原思想家说出什么）。诠释者的洞见和诠释的力度已完全穿透了原有思想结构的表层， 而掘发出更为深刻的内涵，从中豁显最有诠释理据或强度的深层意蕴和根本义理出来。 第五是“必谓”层次，思虑原思想家现在必须说出什么（或为了解决原思想家未能完成 的思想课题，诠释者现在必须践行什么）。此一层面最能体现诠释学的创造性，由不断 追问的思维历程之中最终形成自我转化，即从批判的继承者转变成为创造的发展者，从 诠释学家升进成为创造性的思想家。以上5个层次，既具区别功能，又有相互连贯性； 既可以视需要从不同的层次切入，又可以5个层次同时把握。（注：景海峰：《解释学与 中国哲学》，《哲学动态》2001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