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历史文化认同的传统
    瞿林东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自秦汉以来更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是一个客观存在，也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我们今天来认识这个客观存在和发展过程，主要有两种考察方法：一种方法是考察历史上各民族的历史及各民族之间关系的历史；另一种方法是考察历史上人们在历史文化认同这个问题上思想观念的历史。许多年来，学术界对前一种考察方法运用较多，并有一些研究成果面世，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注：参见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中国民族关系史论文集》（上、下），民族出版社1982年出版；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研究新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黄爱萍、王俊义编《炎黄文化与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陈连开主编《中国民族史纲要》，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出版；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等，以及林甘泉撰《夷夏之辨与文化认同》（《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年第3期）等。）。而对于后一种考察方法，学术界运用较少，研究成果自然就要少一些，这是需要加强研究的方面。当然，这两种考察不是截然分开的，但考察的侧重点毕竟有所不同。鉴于上述情况，笔者试采用后一种方法，进一步探讨中国历史上各民族历史文化认同的传统。
    为了明确考察的对象和重点，我们可以从历史认同与文化认同两个领域进行探讨。所谓历史认同，主要指关于血缘、地理、治统的联系与认识；而文化认同，主要指关于心理、制度、道统的影响与传承。这里说的“治统”，主要指政治统治的继承性；“道统”，主要指思想传承的连续性。清顺治八年（1651年），顺治皇帝祭告黄帝文中有这样两句话：“自古帝王，受天明命，继道统而新治统。圣贤代起，先后一揆。功德载籍，炳若日星。”[1]（P387）康熙元年（1662年），康熙皇帝“御制”祭黄帝文中也说：“帝王继天立极，功德并隆，治统道统，昭垂奕世。”[1]（P387）由此可以看出，出身于满族的清朝皇帝也都表明，他们是继承了黄帝以来的政治统治，同时也继承了周公、孔子以来的思想传统。看起来话语很简单，其实思想内涵却无比丰富。从今天的观点来看，这可以看作是对历史认同与文化认同的高度概括。在中国历史上，这种认同有其久远的传统。
    一、关于历史认同的传统
    首先说血缘观念。先秦时期，血缘和政治的关系十分密切。人们的这种观念是跟传说中的黄帝、炎帝有关的。春秋时期，晋国大夫司空季子（即胥臣臼季）在同晋公子重耳的一次谈话中讲道：“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姑、儇、依是也。”又说：“昔少典娶于有k1p804.jpg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2]（《晋语四》）这种观念，当是先民口口相传，已有久远的历史了。汉武帝时，司马迁著《史记》，以《五帝本纪》开篇，而黄帝居五帝之首。他写道：“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又说：“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故黄帝为有熊，帝颛顼为高阳，帝喾为高辛，帝尧为陶唐，帝舜为有虞，帝禹为夏后而别氏，姓姒氏。契为商，姓子氏。弃为周，姓姬氏。”[3]（《五帝本纪》）从司空季子到司马迁，广泛地传播了炎、黄的观念，尤其是“黄帝二十五子”和“五帝”、“三王”（夏、商、周）的观念，都带有浓厚的血缘关系的色彩。联想到西周社会的特点，这种观念的流传也就顺理成章了。《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记：“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皆举亲也。夫举无他，唯善所在，亲疏一也。”[4]《礼记·礼运》也有明确的说法：“天子有田以处其子孙，诸侯有国以处其子孙，大夫有采以处其子孙，是谓制度。”这些都是西周以至于春秋时期血缘与政治密切关系的社会特点。战国以下，尽管从商鞅变法到秦始皇改革，废分封而立郡县，但血缘关系的重要，却在人们思想观念中长久地存在着。司马迁称：“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3]（《匈奴列传》）唐初史家称，北周（鲜卑族宇文部所建）文帝宇文泰，“其先出自炎帝神农氏”[5]（《文帝上》）；“稽胡一曰步落稽，盖匈奴别种”，“库莫奚，鲜卑之别种”。[5]（《异域传上》）。又称，“突厥者，盖匈奴之别种”[5]（《异域传下》）。元朝皇家史馆修《辽史》时，碰到一个关于血缘观念的难题，但史官们却郑重而又睿智地作了处理，这就是：“庖牺氏降，炎帝氏、黄帝氏子孙众多，五畿之封建有限，王政之布k1p805.jpg无穷，故君四方者，多二帝子孙，而自服土中者，本同出也。考之宇文周之书，辽本炎帝之后，按耶律俨称辽为轩辕后，俨《志》晚出，盍从《周书》。”[6]（《世表》序）由此可以认为，这是元朝的史官们结合当时修史中碰到的问题，对约两千年前的司空季子和其后的司马迁、唐初史家们所持观念的极好的继承。同时，我们也从中看到，这一观念的传统，对于书写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是多么重要。
    其次说地理观念。人们都很熟悉这几句古老的诗：“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7]（《诗经·小雅·北山》），《诗经》中还多有“四方之纲”、“四方为则”、“四方为纲”、“四方爰发”、“经营四方”、“日靖四方”、“于以四方”等诗句，这些都应与地缘观念有关。联想到上述血缘观念，我们可以看到这二者之间的联系。至晚在战国时期，人们用夏禹的名义提出了“九州”的观念，指出：“九州攸同，四限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涤源，九泽既陂。四海会同，六府孔修。庶士交正，底慎财赋，咸则三壤成赋。中邦锡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又指出：“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禹锡玄圭，告厥成功。”[8]（《禹贡》）所谓“九州”，是指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多为后来历代行政建置所沿用。这种地理观念的传统，以及秦、汉皇朝统一政治局面的出现，乃是司马迁、班固撰写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司马迁写出中原及周边各民族历史的伟大画卷后，班固在《汉书·地理志》序文中写道：
    汉兴，因秦制度，崇恩德，行简易，以抚海内。至武帝攘却胡、越，开地斥境，南置交址，北置朔方之州，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改雍曰凉，改梁曰益，凡十三部，置刺史。先王之迹既远，地名又数改易，是以采获旧闻，考迹《诗》、《书》，推表山川，以缀《禹贡》、《周官》、《春秋》，下及战国、秦、汉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