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古代先民有天下一家的博大胸怀，《诗经·小雅·北山》中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是这种思想的真实写照。他们的“天下”或“四海之内”，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概念，指的是王权控制的区域，其中包含着多民族共存的空间的意思。《尚书·禹贡》经常表述出对民族和民族区域的关注与管理要求，如“岛夷皮服”、“岛夷卉服”、“三危既宅，三苗丕叙”、“析支渠搜，西戎即叙”等。认为只有达到“九州攸同，四隩既宅……四海会同，六府孔修”，“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才能算是“告厥成功”。可见，当时人们对国家职能的看法与民族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
    对于少数民族区域的统治要求，还在制度层面得到宣达。《尚书·禹贡》中按地域远近有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之说；《国语·周语上》对此说得更清楚一些，“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这些表明了对政治上实现统一的向往。古人一般把它看成是王道社会的一种理想社会格局。在歌颂先王政绩时，统治区域的广大与少数民族对中央政权的认可、服从是同样重要的两项内容。《诗经》中“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1]（《商颂·玄鸟》），“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1]（《商颂·殷武》），“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1]（《大雅·文王有声》），“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柔远能迩，以定我王”[1]（《大雅·民劳》）等等颂辞，反映的正是这种“四海会同”的要求。可以说，在王道政治之中，本身就存在着民族统一的思想要求。《春秋公羊传》把这个统一要求表述为“王者无外”。正是这种包容四海的胸怀和气度，巩固了华夏民族的核心地位，增加了华夏文化的向心、凝聚力，成为实现中国多民族统一的动力。
    二、“夷夏之辨”的文化意义
    先秦时期，人们有着很明确的民族意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需要，人们对于“夷夏之辨”十分关注。
    《礼记·王制》说得比较清楚：“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是开明通达的民族思想。“不易其俗”、“不易其宜”，可以保持民族特色；而“修其教”、“齐其政”，就有文化提升和政治统一的要求在内。统一中包含多元成分，多元在共同的文化追求与政治体制得到统一；“一”因“多”而具有丰富内容，“多”因“一”而结合为坚固实体，这是中国因久远生命力而区别于其他文明古国的关键。
    在多民族统一过程中，政治上的统一要求与文化上的认同共同发挥着作用。对于华夏礼乐文明在加强统治与同化异族方面的作用，开明有为的统治阶层有着明白的认识。当周穆王准备以武力征服犬戎之时，祭公谋父告诫他管理天下应该是：“有不祭则修意，有不祀则修言，有不享则修文，有不贡则修名，有不王则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则修刑。于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让不贡，告不王。于是乎有刑罚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讨之备，有威让之令，有文告之辞。布令陈辞而又不至，则增修于德而无勤民于远，是以近无不听，远无不服。”[2]（《周语上》）“有不贡则修名，有不王则修德”与“修其教”、“齐其政”的要求是一致的，但内容却具体一些。“名”指名分，显然是以礼为依托的；“德”内容广泛，其实包含着礼义的全部内涵。用德名礼义等华夏先进文化，吸引改造后进于礼义的少数民族，以使“声教，讫于四海”是一种文化上的要求。这种文化要求与国家统一的思想观念紧密结合，产生了巨大的核心凝聚作用。
    夷夏之别的意义在于礼乐互变的观念，在孔子那里是很清楚的。他对夷没有歧视，也不排斥夷狄。《论语·子罕》讲：“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此话有两层意思，一是夷是可居之处，所谓陋是片面性的看法；二是君子肩负着文化传播与改造责任。对此，朱熹的理解是很精到的，他解释：“君子所居则化，何陋之有。”[3]（卷5）《礼记·檀弓下》记吴延陵季子葬子，孔子前往吊之之事，可以更直接地看出孔子对于以礼乐化夷狄的关心。文中记载：“延陵季子适齐，于其反也；其长子死，葬于赢博之间。孔子曰：‘延陵季子，吴之习于礼者也。’往而观其葬焉。其坎深不至于泉，其敛以时服，既葬而封，广轮拚坎，其高可隐也。既封，左袒，右还其封，且号者三，曰：‘骨肉归复于土，命也，若魂气则无不之也，无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于礼也，其合矣乎！’”这里详述葬礼细节，以突出深于礼的孔子，对居于原被发文身吴地的延陵季子合礼行为的赞赏。其示范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处于“南夷与北狄交，王室不绝若线”形势下的孔子关注“夷夏之辨”，对以夷变夏有明确的防范意识。所以，他高度评价管仲尊王攘夷之功，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4]（《子路》）当王室衰微，徒有天下共主之名时，有力量的诸侯承担起保卫诸华诸夏文化的责任，是值得肯定的，孔子赞赏尊王攘夷的意义也在于此。
    “夷夏之辨”中还有一个有意义的思想，就是对诸夏与夷狄同源共祖的认识。子夏讲：“四海之内皆兄弟也。”[4]（《颜渊》）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包含有血缘上认同的意思。司马迁的《史记》对此有着更具体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