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公羊传》与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
    春秋尤其是战国时期，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天子地位下落，诸侯势力上升，天下进入长期动乱状况。此时，人们对统一与安定的要求有了新的内容，于是有公羊家的大一统思想出现。
    动乱时代，儒法两家最为关心国家命运问题，法家强调以农战强国，因适应现实需要而完成了全国统一大业，但他们急功近利，在《商君书》中甚至很少看到统一全国的设想。儒家有治理社会的强烈责任感，有天下归一的政治远见，也有使天下安宁的治本方略。他们的主张虽然在动乱之时显得迂腐而阔于事情，但使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巩固起来并获长治久安，还有赖于他们的根本之计。
    孟子明确指出了天下将归于一的光明前途。在对梁襄王问“天下恶乎定”时，孟子回答：“定于一。”又问：“孰能一之？”回答：“不嗜杀人者能一之。”[5]（《梁惠王上》）孟子不但指出天下将实现统一的发展趋势，而且指出统一并不能靠武力实现。后来秦汉的历史实践证明了孟子对社会发展前途预示的正确。在“夷夏之辨”方面，孟子讲“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5]（《滕文公上》），也是强调夷夏之间的变化；但他宁愿认可顺应历史方向的“用夏变夷”，不能容忍夏变为夷的倒行逆施。荀子也强调统一的重要。在《荀子》中，人们可以经常看到“四海之内若一家”[6]《（议兵》）、“一天下，财万物”[6]（《非十二子》）、“文王载百里而天下一”[6]（《仲尼》）的说法。因为时代条件已经变化，所以荀子的“一天下”虽以先王立说，现实依托还是后王。荀子讲“甲兵不劳而天下服”[6]（《王霸》），与孟子的思路是相一致的。在荀子这里，礼仪制度的作用被突出强调，对后来大一统政权的运作提供了有益指导。其实，孔子讲“仁”，孟子讲“义”，荀子讲“礼”，都是基于以教化为本的儒家的根本思路。“仁”发自内心，“义”是自觉的行为要求，“礼”则是制度保障，他们只是一步一步地向外扩展，越来越趋向实用而已。
    《公羊传》开篇即讲“大一统”[7]（隐公元年），这是当时最有意义的理论创造，其价值不但彰显于当世，而且为后来中国的真正统一奠定下坚实的思想基础。
    公羊家大一统中直接的诉求是政治统一，其中包含的意义则有文化和民族的统一。《公羊传》成公十五年讲：“《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在现实关系处理上，有由内到外的三个层次，有“其国”与“诸夏”、“夷狄”的区别。可是，这个“外”是相对的概念，在“王者无外”前提下这都是“内”。公羊三世说中，讲到太平世则“王者无外而夷狄进于爵”[7]（隐公元年）。可知，使夷狄由接受华夏文化而进入诸夏怀抱，正是大一统的重要标志。在这里我们看到，政治统一、思想文化统一、民族统一的要求已成为三而一的有机整体。这个思想具有极大的精神力量。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的统一虽由武力实现，但在武力背后则有一统思想在做强大后盾。而且，秦建立的大一统皇朝，到了汉代才真正巩固下来，其中具有华夏礼乐文明丰富内涵的大一统思想的核心凝聚作用功不可没。
    汉武帝时代的大儒董仲舒根据社会的变化和现实要求，对公羊犬一统之义作进一步的发挥。在著名的《天人三策》中，把大一统之义放到天人古今的广阔背景下进行论证，强调“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8]（《董促舒传》）。这个“天”和“道”，体现了董仲舒对天人合一的永恒宇宙秩序的理解。在这个永恒的秩序中，“道”其实就是大一统之义。对此，董仲舒有更明确的阐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8]（《董促舒传》）这个理论论证，对于说明新生大一统政权的存在，具有很大的权威性。因此，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与他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议结合在一起，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