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人们的地理观念，由于秦、汉统一政治局面的出现而更加发展了，也更加具体化了。显然，司马迁的民族观念和班固的地理观念及其成果与影响，在中国历史上占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在此之后，在历代地理总志和有关的地理书中，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地理观念的延续和发展，直至《大清一统志》。这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之历史认同的又一个重要方面。
    再次说治统观念。“治统”是指政治统治的继承性，它本质上是关于中国历史上历代政权的连续性的观念。对此，司马迁已经作出了他那个时代的记述与解说。《史记》中的《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秦本纪》、《秦始皇本纪》、《项羽本纪》及西汉前期诸帝本纪等，还有《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秦楚之际月表》等已清晰地描述出了“治统”的轨迹。其后，班固力主“汉绍尧运”，以及历史上种种正闰之争、“中国”之争、正统之争，而总的方向都没有脱离“治统”的轨迹。“治统”的渊源，自是“五帝三王”；随着历史的发展，其内涵则往往又是指汉、唐政治。如果说羯族出身的石勒不敢以“轩辕之亚”自居，表明若遇汉高祖“当北面而事之”，遇汉光武帝则“并驱于中原”刚（《石勒载记下》），是真诚的表白的话；那么，唐高祖李渊所说的东晋十六国、南北朝诸皇朝“莫不自命正朔，绵历岁祀”，各殊徽号，删定礼仪，至于“发迹开基，受终告代，嘉谋善政，名臣奇士，立言著绩，无乏于时”云云[10]（P422），则显示出他作为政治家的宏大气度。这是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反映出对于“治统”的共识。其他如，辽圣宗留心于唐朝的统治经验，并阅读《唐书》中的高祖、太宗、玄宗本纪，大臣马得臣“乃录其行事可法者进之”[6]（《马得臣传》）；元初，大臣王鹗向元世祖建议修撰前朝史，认为这是为了“以见祖宗圣德得天下辽、金、宋之由，垂鉴后世，做一代盛典”[11]（卷12）；又，元惠宗至顺四年（1333年），有人重刻唐代史家吴兢所撰《贞观政要》一书，前翰林学士吴澄作序称，夏、商、周、汉、唐各有美政，“然譬之行远必自迩，譬之登高必自卑，则《贞观政要》之书，何可无也！”[12]（P4）前奎章阁大学士郭思贞作序称：“仁义之心，亘古今而无间，因其所已然，勉其所未至，以进辅于圣朝，则二帝三王之治，特由此而推之耳。观是编者，尚勗之哉！”[12]（P5）再如，清道光元年（1821年），道光皇帝祭黄帝陵文中有“惟致治莫先稽古”、“四千年帝绪王猷”等语。凡此，都是从不同方面在强调“治统”的重要。尤其是隋唐以下，不论是以契丹族贵族为主的辽朝最高统治集团，以蒙古族贵族为主的元朝最高统治集团，还是以满族贵族为主的清朝最高统治集团，或者是以汉族贵族为主的各个皇朝的最高统治集团，都承认并尊重这个“治统”的传统。在这个意义上的历史认同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它代表着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
    二、关于文化认同的传统
    文化认同的传统，主要表现在心理、制度、道统三个方面。
    关于心理方面。这主要指人们在心理上对不同民族文化的相互理解、沟通和包容。《诗经》是中国最早的典籍之一，它对西周、春秋以至于后来人们心理的影响是很大的。周灵王十三年（前559年），在一次会盟活动中，晋国大夫范宣子不同意姜戎首领戎子驹支参与会盟，于是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戎子驹支在回顾了晋、戎关系史，陈述了诸戎对晋国的开发和发展的种种贡献后，慨然说道：“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何恶之能为？不与于会，亦无瞢焉。”他乃“赋《青蝇》而退”[4]（《左传·襄公十四年》）。《青蝇》是《诗经·小雅》中的一篇，凡三章：
    营营青蝇，止于樊。岂弟君子，无信谗言。
    营营青蝇，止于棘。谗人罔极，交乱四国。
    营营青蝇，止于榛。谗人罔极，构我二人。
    这是一首讽刺统治者听信谗言而误国的诗，戎子驹支在这种郑重的场合把它念出来，表明他认同此诗的含义。这使范宣子十分感动，于是“宣子辞焉，使即事于会，成恺悌也”[4]（《左传·襄公十四年》）。这真是一段反映在心理方面的文化认同的历史佳话。在文化认同的心理方面，孔子是一位雍容大度的学者。周景王二十年（公元前525年），鲁昭公设宴招待郯子。有人问郯子：“少嗥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井井有条地作了一番回答，讲得很有道理。孔子听说此事，“见于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4]（《左传·昭公十七年》）。郯人非夷，然与夷杂居，故孔子有此言。这件事生动地表明了孔子的文化心态：一是相信“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说法，二是虚心向别人学习自己所未知的知识，而不考虑民族的界限。正因为如此，孔子产生了“欲居九夷”[13]（《子罕》）的想法。孔子的这种文化心态，反映了当时“诸华”与“诸夷”在文化上走向融合的趋势。此后，十六国时期，石勒喜读《汉书》[9]（《古勒载记》）；南北朝时期，北魏与萧齐互遣使臣通好，魏孝文帝常对臣下说：“江南多好臣。”[14]（《魏虏传》）金朝金世宗设立译书所，翻译“五经”、“十七史”等书，他说，翻译“五经”是要“使女直（真）人知仁义道德所在”[15]（《世宗本纪下》）。这些认识，这些观念，都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出各族在心理上的文化认同。正是有了这种文化认同，才可能有元代大德年间的历代正史刻本，有明代《永乐大典》和清代《四库全书》的纂修这些大型文化工程的问世和民族凝聚力的加强。
    关于制度方面。制度文化是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孔子说：“周监（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13]（《八佾》）又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13]（《为政》）这表明，夏、商、周三代的制度是有连续性的。战国时期，有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这是华族对胡人的学习。南北朝时，北朝有许多制度是南朝人帮助制定的，而魏孝文帝改革也包含了不少“汉化”的内容。隋唐的若干制度却又源于北朝，并形成为基本的定制。辽朝实行南面官、北面官，南面官以汉制治汉人，北面官以契丹制治契丹人，反映了制度文化认同与融合过程中的阶段性特点。金朝实行科举考试制度，是从隋唐制度中得到的借鉴。元朝和清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两个统一的大朝代，它们的制度都带着一些蒙古族和满族原有的民族特色，但其主流则仍是汉、唐、两宋以来制度的沿袭和发展。清代乾隆皇帝评论唐代史家杜佑所撰典制体通史《通典》一书说得好：此书“本末次第，具有条理，亦恢恢乎经国之良模矣！”[16]（《重刻〈通典〉序》）这或许可以看作是各族对中国古代制度文化之认同的代表性言论。
    关于道统方面。这在本质上是指周公、孔子以来的思想传统。其人生价值的理想境界，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故必须“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其立身行事的准则，是仁、义、忠、信；其社会伦理思想，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处事方法，是主张“中庸”，等等。这些，都是经书所提倡的。《隋书·经籍志一》经部总序云：
    夫经籍也者，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显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独善，学之者将殖焉，不学者将落焉。大业崇之，则成钦明之德，匹夫克念，则有王公之重。其王者之所以树风声，流显号，美教化，移风俗，何莫由乎斯道？故曰“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遭时制宜，质文迭用，应之以通变，通变之以中庸。中庸则可久，通变则可大，其教有适，其用无穷，实仁义之陶钧，诚道德之橐籥也。其为用大矣，随时之义深矣，言无得而称焉。故曰：“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以知今，其斯之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