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靖难之役”与江南地主的失势
        江南地主当建文帝继位后，感到有了希望。他们希望建文的一些改革，能对他们有利。事 实果真如此。
        建文即位后，即改革文官制度，“升六部尚书为正一品，设左右侍中各一人，位侍郎上。 ……罢左右都御史，设都御史一人，副佥都御史各一人。又改都察院为御史府，设御史大夫 ，正二品。革十二道，置察院一，定御史二十八人。”[11]（卷1，P33）旋即重用出身于江南 的文官，特别侧重于资历并非显赫的少壮派，让他们掌握实权。早在洪武十七年（1384），朱 元璋也曾主张：“世乱则用武，世治宜用文”，以提高文官的地位。但遭到久历沙场的诸勋 臣的反对，只好作罢。[12]（卷129，《闲中今古录摘抄》）。事实上朱元璋也是一贯轻视文 臣，特别是对江南的士人特别忌恨，除个别之外，一直在进行残酷镇压。
        齐秦、黄子澄、方孝孺都出身于江南，年纪较轻，官职不高。建文首先让齐、黄二人主持 朝政，赋予极大权力，这与洪武时期的重武轻文，形成鲜明的对比。尤其是方孝孺，非常值 得注意。他系浙江宁海人，宋濂的学生，其父方克勤又因“空印案”被朱元璋杀死。他怀恋 元朝在江南的官吏“皆忠厚洁廉，宽于用法”，而对“元亡未久（指洪武时）而遗风旧习与之 俱变”的现象表示不安。尤其是对朱元璋对待当时的“浙（江）东西巨室故家，多以罪倾其宗 ”，“蔓连大家（江南地主）多坐死”的局面，[13]（卷22，《林君墓表》；《采苓子郑处士 墓碣》；《贞义处士郑君墓表》）更感到非变不行。因此建文当政的四年，确实是江南士人 希 图锐意改革的时期。这从永乐初年，见到建文朝文官的各种建议凡一千多通，也说明当时以 齐、黄、方为首的少壮文官，要求改革的气氛是多么强烈。改革，除“削藩”外，自然是能 尽量改变朱元璋对江南的高压政策。
        洪武、建文这种鲜明的对比，连东邻朝鲜的君臣都看得非常清楚。建文元年（1399），朝鲜 国王对他的臣下说：“（朱元璋）疑忌英雄及功臣，指为蓝党、胡党，皆杀之，无乃不可乎！ ”朝鲜官员李舒、赵庸等也说：“天下之事，不任以贤，身亲听断，君行臣职，甚非设官分 职 之义也。”[14]（卷1，P572）到了建文时期，文官居上，明朝派至朝鲜的使臣，大多为“温 雅风流”儒士，彬彬有礼，“清不近货，唯求诗卷”，博得朝鲜君臣的称赞。这与尔后永乐 在位时，大多派中官出使东邻，“骚亦最甚”，[15]（P134）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建文时重用文臣，为江南士人平反；又反对朱元璋时的“刑用重典”，主张“小大之狱， 务从宽减”[8]（卷93，2285-2286；卷94，P2320）[2]（卷11，P793），是博得江南地主的拥护 、支持的。
        其次，建文政权一反洪武时的江南（苏松）重赋政策，于建文二年二月颁发“均江浙赋”的 诏书。据《建文书法拟》记载，认为“田赋不均，民不得而治”，尤其是“江浙赋独重”的 状况非常不合理；不让苏松人官任户部尤欠允当，所以诏令废除。这项改革，针对性非常明 显：建议出自苏松人，当然也得到江南地主的赞赏。
        但是，建文政权得不到武将的支持，特别得不到原朱元璋代表的淮西地主集团的支持，是 难以维持长久的。建文的文官政府的依靠力量毕竟脆弱，所用亲信又是一些限于空谈而对军 事一无所长的儒士，因之改革亦随政权的很快垮台而失败。
        江南地主的梦幻消失了。但维持四年的建文政权，却深深铭刻在江南士人的心中。他们虽 然在永乐以后受到了较之洪武时期毫无逊色的镇压，但仍时刻怀念这一昙花一现的建文改革 。 在江南文人的笔下，建文时期永远是他们难以忘怀的太平景象。顾起元《客座赘语》：
        （江南）父老言建文四年（1399-1402）之中，值太祖朝纪法修明之后，朝廷又一切以惇大行 之，治化几于三代。一时（江南）士大夫崇尚礼义，百姓乐利而重犯法。家给人足，外户不阖 ，有得遗钞于地，置于屋檐而去者。
        长洲人祝允明《野纪》：
        闻之故老言：洪武纪年庚辰（按：指建文二年，1400年）前后，人间道不拾遗。有见遗钞于 途，拾起一视，恐污践，更置阶圯高洁地，直不取也。
        类似的例子及野史逸闻非常之多。如果不是建文改革得到江南士人的拥护，这些记载是难 以出现的。
        三、永乐即位后的江南形势
        江南地主阶级经过“靖难”事件后，实力大大削弱了，但永乐称帝后的江南形势仍然异常 复杂。
        一方面，江南各处的义师纷纷起事，仍然与燕军顽抗，四处骚扰。这些义师不仅限于苏松 地区，即使是安徽及江西地区，也都反映异常强烈。当时义师以江西庐陵（吉安）县及常州武 进县两地影响最大。据王崇武先生所引《姜氏秘史》五中谈到，建文四年（1402）六月，建文 帝曾派刑部侍郎金□□及常州人朱进并往江西等处征兵。旋因失败，遂被南昌左卫百户缚送 至 京。同年八月，“江西庐陵县民有啸聚劫掠”者，这些人应当就是上面提到的义师。尤其 是黄子澄及练子宁都是江西人，两人同为建文帝的心腹，建文帝临危时到江西征召义师 是很自然的。至于当时“武进等县强贼马阿保等”及武进“县民李德懋等作乱”，当然也是 属于这类义师的一部分，而且是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在燕师未至南京前，建文帝已令苏州知 府姚善“密结镇、常、嘉、松四郡守，练民兵为备”。[15]（P88、87）[8]（卷142，P4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