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另一方面，由于燕师渡江后进军迅速，江南地区一些民人，也揭竿而起，纷纷响应燕师 。据吴宽《匏翁家藏集》所载，吴江人吴璠说：“壬午（建文四年）之岁，文皇帝（永乐）旄 钺渡江，天下同日响应。乡人争持锄犁，四出剽掠，以杀人为嬉，而尽江尤甚。然特乘之以 报（江南地主）私怨而已。里有戚、吴二氏，既焚死盗手殆尽。时吾兄方壮，长田赋（为粮长） ，恐不能自保。”[16]（卷71，《止庵吴府君墓表》）这也反映出当时江南地区的局势异常混 乱。永乐一即位，曾于是年七月，“擢上海县民周小二为巡检，赐彩币二表里，钞百锭，蠲 其徭赋三年，旌其操舟从上渡江功也。”[17]（卷10，P162）。这也说明燕师南下渡江，是曾 得到一些江南民人的支持。尽管这些人的身份不太清楚，但与土著世袭的江南地主是绝对不 同的。
        此外，由于燕师进入江南，大肆搜捕建文党羽，造成“军士纵横郡邑中”，[18]（卷3，P10 9）使江南民人不堪其扰，纷纷远离家乡，出外潜逃。嘉兴人高逊志，元末即侨寓于此，“好 学问，为文深纯典雅，成一家言”，“建文时，为太常少卿兼学士……为会试考官。靖难后 遁去，不知所之。”[19]（卷4）。另外则有一部分人为免于迫害，“不得已畏死逃聚（江西） 山林者”；还有一部分军民流移到附近的海岛中躲避。当时有陈义甫、叶得义等军民，曾逃 至浙江平湖一带海岛安身。事过两年，明政府尚派百户李诚前往招谕。不久陈义甫等来归， 永乐曾“嘉劳之”。但叶得义等人则仍迟疑不为所动。[17]（卷12上，P209；卷32，P566）至 于逃避海外及朝鲜的，亦不在少数。建文四年九月，“使臣有还自东南夷者，言诸番夷多遁 居海岛，中国军民无赖者，潜与相结为寇。”[17]（卷12上，P209）又据朝鲜《李朝实录》载 ，永乐元年二月初八日，明政府曾通过朝鲜使臣黄俨：“建文手里多有逃散的人，也多有逃 去别处的。有些走在你（指朝鲜）那里，你对他们说知道，回去对国王说，一介介都送将来。 ”[20]（上编卷2，P184）
        以上事例都说明，永乐称帝后的江南地区并不平静，各种矛盾仍然异常尖锐复杂。
        四、永乐时期继续打击江南地主
        面对着江南不安宁的局面，永乐即位后除对建文“左班文臣”继续镇压外，仍然继续推行 朱元璋时对江南地主的打击政策。
        永乐刚一即位，即对建文的党羽无情镇压，残酷打击。像对谋刺他而未遂的景清的家族， “籍其乡，转相攀染，谓之瓜蔓抄，村里为墟”的情况，[8]（卷141，P4027）决非个别现象 。即对各地义师，也不例外。
        但在坚决镇压的同时，也采用了招抚的办法，以期缓和矛盾。如对江西庐陵的义师，就曾 于建文四年八月派行人许子谟前去招抚，并谕令：“近建文信任非人，改更成法，致兵祸连 岁，军需百费皆出于民……致有潜避山林，保全性命，皆出于不得已也。……其即各复原业 ，永为太平之民。”[17]（卷11，P183-184）
        对于沿海民人与海外交通者，永乐则亦采取朱元璋“片板不许下海”的政策，严加禁止。 他在即位诏中谈到：“沿海军民人等，近年以来，往往私自下番，交通外国。今后不许，所 司一遵洪武事例禁治。”[9]（卷4，P347）这里所说的“近年以来”，很明显是指建文时期。 这也从反面证明建文时期的海外贸易是较之洪武时期发达的。后来建文帝危亡之际，他的亲 信黄子澄要到海上求援，自然也和当时形势有关，而并非一句空话。
        永乐二年正月，朱棣继续颁布“禁民下海”的命令。当时福建濒海居民，经常“私载海船 ，交通外国，因而为寇郡县”。明政府“遂下令禁民间海船”私出活动。并规定“原有海船 者 悉改为平头船”，俾“所在有司，防其出入”。[7]（卷27，P498）下令禁造海船，以海船改 为平头船，本身就是一种阻碍海外贸易正常发展的粗暴措施，是闭关自守的具体反映。朱棣 “一遵洪武事例”的做法，系出于政治原因，以便继续对江南地主进行打击。
        既然永乐对待海外贸易的政策系采取封闭态度，那么应当如何看待“郑和下西洋”的问题？ 事 实上，如果从这个意义来理解永乐时期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就不难看出：
        1.永乐帝是以庞大的国家海上贸易舰队以代替元末东南沿海从事私人海上贸易的地主。这 些地主历来即是朱明政权的反对派。因此“下西洋”本身，正是朱棣打击东南沿海地主从事 海外贸易政策的体现。
        2.郑和下西洋还有着重要的政治目的，即朱棣除了对海外诸国备加笼络希望得到政治支持 外，也是想借机派人至海外诸国铲除因国内政治斗争而流窜到海外的地主豪强的残余力量。 这与永乐初年被郑和胁迫归国的，如陈祖义、梁道明等人的情况，颇为类似。（注：万历时人王士性：《广志绎》卷1谓：“国初，府库充溢，三宝郑（和）太监下西洋，赍银 七百余万，费十载，尚剩百万余归。盖乘元人所藏。而元时不备边，故其充溢至此。”北京 ：中华书局1981年，第5页。案《续文献通考》卷30，《国用一》，引明人王圻的话说：“ 正统时天下岁征入数共二百四十三万两，出数共一百余万两，自正德后出多入少，国用尽不 支矣。”是郑和下西洋所用，约占明初五六年之岁出。）
        据马欢《瀛涯胜览》所载：“昔洪武年间（一作洪武二年），广东人陈祖义等全家逃于此处（ 指旧港），充为头目，甚是豪横。凡有经过客人船只，辄便劫夺财物。至永乐五年（1407）， 朝廷差太监郑和等统领西洋大宝船到此处……被太监郑和生擒陈祖义等回朝伏诛。”又 据《东西洋考》卷3所载：“永乐初年，三佛齐竟为爪哇所破，废为旧港。是时（广东）南海 豪民梁道明窜泊兹土，众推为酋，闽广流移从者数千人。”永乐先派指挥孙铉往其地，“遇 其子及二奴，挟与俱来。”后来又派南海人行人谭胜受，“令偕其二奴赍敕往招（梁）道明， 遂从入朝。”可见陈、梁等人，都是明初逃亡海外的沿海豪民地主，只不过陈祖义更加顽固 而已。
        至于当时所传的建文帝逃窜海外之说，虽无多少根据，但亦决非永乐的神经过敏。元末以 来东南沿海地主的存在及部分流亡海外这一客观事实，使得他不惜付出巨大的代价。当然， 郑和下西洋的伟大意义，应是不容置疑的，但其出使的目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与此同时， 朱棣仍然继续推行“迁富民”的政策，以排除异己。如长洲人翁姓地主及其妻徐氏，原在太 祖时已迁徙至南京，后在“永乐间从驾再徙，久而还乡，故今又为吴县人”。[16]（卷72， 《耕隐翁墓表》）又据《匏翁家藏集》所载，“自国初……谪发天下之人，又用以填实京师（ 南 京）。至永乐间，复多从驾北迁。当是时，苏人以富庶被谪发者，盖数倍于他郡。”[16]（卷 42，《伊氏重修族谱序》）当时不仅迁者以“吴产为多”，甚至岭南一带的大地主，也在迁 徙之列。如明中叶海盐县丞邝观政，“其先为岭南高要著姓，永乐初以畿内（指北京一带） 兵荒多隙地，诏徙四方民实之，府君之父福亦在焉。故为河间任丘人。”[16]（卷74，《明 故迪功郎海盐县丞邝府君墓表》）当时“徙浙江、南直隶富民三千户实京师”的人，在朱棣 看来，都是一些反对明王朝的基本力量，也是建文政权的有力支柱，因而打击不遗余力。后 来由于这些人“逃亡者众”，加之明政府以后政令的不断变化，于是一部分人又重新回到了 家乡。[21]（卷358，P6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