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松重赋也是朱棣继朱元璋之后打击江南地主的一项措施，（注：关于明代苏松等地区的重赋问题及其原因，详见拙作：《明代重赋出于政治原因说》。）造成这一带民人非死即亡。 所谓重赋是与元朝在江南地区的赋轻比较而言。明中叶时叶盛在其《水东日记》卷4曾引述 景泰时长洲民杨芳之说，其言曰：
        长洲民杨芳，景泰中尝以十事上巡抚邹都御史，其“均税额”以为：“……元耶律楚材定 天下田税，上田亩三升，中田二升五合，下二升，水田五升。我朝天下田租亩三升、五升、 三合、五合。苏、松后因籍没，依私租额起税，有四五斗、七八斗至一石者。苏（州）在元， 粮三十六万，张（士诚）氏百万，今二百七十余万矣。”
        据《明史·周忱传》载：“初，太祖平吴，尽籍其功臣子弟庄田入官，后恶富民豪并，坐 罪没入田产，皆谓之官田，按其家租籍征之，故苏赋比他府独重。官民田租共二百七十七万 石 ，而官田之租乃至二百六十二万石，民不能堪。”[8]（卷153，P4212-4213）周忱于宣德时任 江南巡抚，他认为当时“惟独苏松之民尚有远年窜匿未尽复其原额，而田地至今尚有荒芜者 ”，为什么呢？“盖苏松之逃民，其始也皆因艰窘不得已而逋逃。及其后也，见流寓者之胜 于土著，故相煽成风，接踵而去，不复再怀乡土。”[22]（卷27，周忱：《与行在户部诸公 书》）苏松逃民实际上还是因为受歧视迫害及重赋造成的，因此逃亡久而不归。
        此外，明政府还利用其它手法，打击江南地主，从永乐时直至宣德时期，一直持续不辍。 永乐九年，黄岩县民尚有诉“豪民持建文时士人包彝古所进楚王书稿与众聚观，书中有干犯 语，请赴法司治之”。宣德初年，南畿、浙江巡抚熊概、叶春等，打击苏、松、嘉、湖地主 不遗余力，“一时被（抄）没者凡数十家”，“一时豪民，翦除殆尽。”[17]（卷119，P1509- 1510）[9]（卷6，P410-411）[16]（卷58，《徐南溪传》）海盐大地主平康，平日“暴横甚”， “御史捕之，遁去。会赦还，益聚党八百余人，（熊）概捕诛之。”[8]（卷159，P4330）常熟 大地主有曹善诚、徐洪、虞宗蛮三家，是元末以来最负盛名的。其中虞家占地极广，“支塘 之 东南有地名贺舍、花桥、鹿皮弄者，皆虞氏故迹。”贺舍之名，是因为虞家有喜事，“特筑 舍以居贺者”，故名；花桥是虞家的花园；鹿皮弄是因“杀鹿以食，积皮于其地，弄以此得 名”。其弄旁还有勒血沟，因为“每日杀牲以充馔，血从沟出流，涓涓不止。其侈奢如此 ”。像虞家这样盛极一时的大地主，后来经过明初特别是熊概在吴时的多次打击，“一时富 家略尽，（虞）宗蛮盖其一也。”[23]（卷3，P46-47）
        永乐时还有一种情况值得一提：当永乐即位后，吏部曾追论“靖难”起兵时，凡“南人官 北地不即归附（永乐）者，当编戍”。[8]（卷147，P4124）
        此事虽因黄淮之谏而止，但仍表明朱棣政权对南北之地域观念是异常敏感的，南人、北人 的界限在明初仍然泾渭分明。（注：靖难后期，山东民人对朱棣也有过支持，故他的孙子明宣宗说过“山东之民，祖宗之民 也”的话。[21]（卷16，P438）。）
        五、永乐扶植北方地主
        朱棣即位之后，不顾许多大臣的反对，于永乐十九年正月迁都北京。此后，朱棣政权逐步 培养北方地主，赐给一些皇室、功臣、勋贵、太监大量庄田，使北方地主集团日益壮大发展 。他的统治集团成员，大致可分为三股势力：
        一类是原燕王时的文臣武将，特别是跟随他多年的燕山卫的军官。在这部分武将中，又可 分为三类：一部分是原来元朝的将领，后来投降明朝，像他手下的大将张玉，即是其中的代 表。张玉之子张辅后封英国公，死于“土木之变”。他的子孙一直“尊宠为勋臣冠”。[8]（ 卷145，P4082；卷154，P4224）另一部分是蒙古族的军官，如火真、吴成等人。火真初名火 里火真，洪武时归附，隶燕山中护卫千户。“靖难”时勇敢善战，屡立奇功。后又随朱棣出 兵塞外，战死。清平侯吴成，初名买驴，辽阳人。洪武二十一年“挈家归附”。初为永平旗 总旗，“靖难”时“率众内附”，屡立功。[24]（卷107，P2394-2395）还有安顺侯薛贵，旧 名脱火赤，顺天昌平人，燕山右护卫指挥佥事脱欢之弟，“为人有胆气，太宗皇帝靖内难， 贵以舍人从征战有功，累升都指挥使”。[24]（卷64，P1504）他们都应属这类人物代表。第 三部分即原来跟随朱元璋起义、后又随同他转战南北的武将。他们大多是安徽凤阳一带的人 ，如朱能（怀远人）、丘福（凤阳）、谭渊（清流）、陈亨（寿州）等。这些人在洪武时期已久居北 方 ，是燕山护卫的宿将，在“靖难”中又屡立奇功，是日后落籍北方之地主中的代表人物。其 中如襄阳伯李浚，安徽和州人，少即跟随朱棣，任职燕山左卫千户。“靖难”初期，李即“ 招募蓟州、永平勇壮数千人来附”，屡立大功。亦属此中人物。[17]（卷48，P731）此外，就 是北方籍出身的原燕王府中的人物。由于参加“靖难”而发迹，属于北方“始终效顺”朱棣 的心腹，也是北方地主集团的一部分。不难看出，这几部分人都不会与江南地主有任何关系，他们是新兴的北方地主集团的骨干 。
        这里还可以当时参与消灭“建文朝忠臣数十族”，对江南地主大肆屠杀的锦衣卫都指挥佥 事纪纲为例。纪纲系山东临邑人。朱棣起兵“靖难”时，纪纲“叩马请自效”。建文失败后 ，他备受朱棣宠信，“亲之若肺腑。”[8]（卷307，P7876）他不仅是镇压建文朝臣的刽子手 ，也是霸占民田、大肆扩充自己庄田的代表人物。据《罪惟录》传30载：纪纲得势后不久， 即“夺民人贵等第舍、庄田十七所”，实开北方显贵夺民人田地之先声。
        第二类是北方的勋贵。自永乐迁都后，不论是皇帝的后妃，或是新招的驸马，他们大都是 北方人，更多的是北直隶人。这些人获得勋位后，不论是向皇帝乞请，或是圣上的钦赐，大 多毫不例外地获得大量土地。然后再依其特权，兼并或靠别人投献，攫取更多的土地。这些 人 原来都出身贫贱，土地不多。但一旦成为显贵，搜括土地财物则不遗余力。像仁宗张皇后， 北直隶永城人，出身贫寒；万历慈圣太后之父武清侯李清，原来是泥瓦匠等。英宗时，太皇 太后张氏（即仁宗张皇后）在给他的长兄彭城伯张昶、三兄都督张升信中说得好：“吾起于寒 微，叨蒙国恩，荣及祖宗，显受褒宠。诸兄嗣膺重爵厚禄，合门贵富，与功臣等，此皆列圣 天地之赐也。”[25]（卷15，P107）这是出身北方的勋贵，成为北方地主集团成员的很好说明 。出身寒微的北方人，一旦跻身皇室，就会“合门贵福，与功臣等”，当然也会得到“列圣 天地之赐”。
        第三类则是皇帝宠信的太监。自朱棣即位后，除第一代太监郑和、侯显等外，迁都北京后 的大太监，除刘瑾系陕西人外，大多是北直隶人。像王振、曹吉祥、张永、冯保、魏忠贤等 ，无一例外。他们或则利用皇庄的名义，霸占了北方大量土地；或是利用钦赐、乞请的办法 ， 获得大量钦赐庄田。于是太监庄田也大量出现，使得北方地主集团的实力更加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