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因衰敝而需“新”，“新周”之义，在今文家看来就是“黜周”的别解。《春秋》 隐有黜周之义，但周天子仍在，王室仍在，系称号名义于周，即系称号名义于一个有着 久远渊源的精神王室和文化统绪。所以，《春秋》有黜周之义却并非真黜周；鲁十二公 多有为恶者，《春秋》贬黜之不假辞色，但却仍须保持一个“王鲁”的外观，是故《春 秋》名为“王鲁”却并非真王鲁。这就叫“实不予而文予”，即所谓“《春秋》因鲁史 以明王法，改周制而俟后圣，犹六书之假借，说诗之断章取义。故虽以齐襄、楚灵之无 道，祭仲、石曼、姑叔术之嫌疑，皆假之以明讨贼复仇行权让国之义，实不予而文予。 《春秋》立百王之法，岂为一事一人而设载！”（注：刘逢禄：《春秋论下》，载《刘礼 部集》卷三。）
    这里，刘逢禄将《春秋》之撰述旨意视为与六书之假借、说诗之断章取义同，他已严 重违背了《春秋》之“史”的意义。“实不予而文予”，是说“名”不必自“实”出， 也就是价值判断不必自“史”出。“名”不符“实”，不仅不是孔子的败笔，恰恰是《 春秋》的微言大义所在，是《春秋》的精华所在：一边是《春秋》有“黜周”之义，一 边是《春秋》系名号于周之实；一边是《春秋》“王鲁”之“文”，一边是鲁十二公作 恶多端，《春秋》讥贬之“事”。但如果仅仅看到《春秋》之“实”、之“事”，看不 到《春秋》之“文”、之“义”，那就不能算是真正读懂了《春秋》，真正理解了《春 秋》的大义微言所在。因为《春秋》系为百王立法，而不是为一人一事所设，所以，《 春秋》便可以而且应当对“实不予”之史事，对不应褒扬者给一个“文予”的、褒扬性 的价值评判，反之亦然。这就好比六书之假借，说诗之断章取义。这里，我们当问，为 什么《春秋》为百王立法，非为一人一事所设，就可以而且应当“名不出实”、“名” “实”不符？难道“名”副其“实”，对历史事件和人物做出实事求是的评判，反倒不 配或者说有碍于“为百王立法”吗？“为百王立法”，这是“鉴古知今”、“知来藏往 ”，是用历史的结论服务于当前和今后，那么，“史以真为先”，如若离开了真实，历 史就变成了一堆虚假的谎言，失去了人们对它的信赖与期待，历史也就死亡了。历史既 亡，“义”也就无从立，哪里还谈得上“为百王立法”？
    三、康有为对“春秋重义不重事”方法论的改造与运用
    在庄存与、刘逢禄、宋翔凤等早期今文经学家那里，他们虽然“不重事”也就是“不 重史”，因而已经有了任意附会、臆断史实的倾向，但是，早期今文经学家毕竟还受到 了乾嘉考据学的熏染，因此，在他们的身上多少还残存着严谨之处，他们多少还曾着力 于史实的考订就是明证。因而，早期今文经学家的“不重事”也就是“不重史”，还没 有发展到完全否定“事”也就是“史”的地步。到了康有为，他对于早期今文经学家的 “春秋重义不重事”进行了改造，“春秋重义不重事”在他那里变成了“春秋在义不在 事”。
    康有为“春秋在义不在事”的认识，有一个形成的过程。1891年当他讲学长兴，撰《 长兴学记》时，康有为一直以《论语》为宗（注：《长兴学记》，中华书局1988年版， 第6页。）。但到了1894年他作《桂学答问》时，康有为已变尊《论语》为尊《春秋》了 。正是在变尊《论语》为尊《春秋》的转变中，康有为提出了“春秋在义不在事”的观 点。他说：
    然则孔子虽有《六经》，而大道萃于《春秋》。若学孔子而不学《春秋》，是欲其入 而闭之门也……学《春秋》从何入？有左氏者，有公羊、谷梁者，有以《三传》束高阁 ，独抱遗经究终始者。果谁氏之从也？曰，上折之于孟子，下折之于董子，可乎？孟子之 言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故学《春秋》者，在其 义不在其事与文。然则公、谷是而左氏非也。（注：《桂学答问》，中华书局1988年版 ，第29页。）
    1896年他撰《春秋董氏学》，仍然坚持“《春秋》在义不在事”之论，并说他曾撰有 《春秋改制在义，不在事与文考》云云（注：《春秋董氏学》，载《康有为全集》（二） “自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634页。）。对于“春秋在义不在事”，康有为 举例说：“缘鲁以缘王义，孔子之意，专明王者之义，不过言托于鲁，以立文字。即如 隐、桓，不过托为王者之远祖，定、哀为王者之考妣，齐、宋但为大国之譬，邾娄、滕 侯亦不过为小国先朝之影，所谓其义则丘取之也。自伪左出，后人乃以事说经，于是周 、鲁、隐、桓、定、哀、邾、滕，皆用考据求之，痴人说梦，转增疑惑，知有事而不知 有义，于是孔子之微言没，而《春秋》不可通矣。”（注：《春秋董氏学》，载《康有 为全集》（二）“自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670页。）
    按，《春秋》十二公，庄存与、刘逢禄、宋翔凤都认为是确有其人，确有其事的。他 们的臆断和附会，还只是对于这些他们确认存在着的人和事的一种“诠释”，一种“理 解”。而到了康有为，这些人和事却全都变成了子虚乌有的“托”，这就使得早期今文 家的“不重事”被康有为改成了“不在事”，《春秋》的“事”也就是“史”的意义遂 被康有为完全否定了。康有为之所以要将早期今文经学家的“春秋重义不重事”改成“ 春秋在义不在事”，这是因为在他看来，早期今文经学家还多少孑遗着乾嘉考据学之“ 毒”，他们的“重义”还不够彻底，也就是在他们身上还残存着“事”的影响。“事” 不考不明，这种“考据”在康有为看来是“无用”之学；考据学以“实”为先，既难逃 “泥古不化”之讥，对于康有为任情附会孔子，以达到利用孔子的护身符来推行他的维 新变法的主张来说也就是一重羁绊，一重障碍。因此，必须彻底否定《春秋》之“事” 也就是“史”的意义。这样，对于公羊学来说，康有为这一字之改，遂大大发展了公羊 学任情附会的方法论；“六经皆史”，从“经”亦即“史”，“史”必求“真”的角度 看，康有为此举，真是一字之改，严于斧钺了！历史学的求真精神，被康有为的这一字 之改阉割得荡然无存了。“春秋在义不在事”的方法论，运用到《孔子改制考》中，一 方面，使得康有为借助这个方法论，凭空虚构出了一个孔子为了济世救民而“托古改制 ”的神话。另一方面，康有为构架的孔子的“托古”，却大大损害了孔子的形象，将孔 子推到了一个凭空捏造史实的泥沼和深潭之中，从而为后来“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疑古 思潮的兴起，为“打倒孔家店”以及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埋下了胎苗。
    康有为“疑古”的主要著作是“两考”。“两考”中《新学伪经考》判定二千年来文 人士大夫所信奉的儒学典籍文本为伪学，是一堆由刘歆伪造的废纸，目的原来是要求人 们返回真正的孔子儒学，返回今文经学；但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又将孔子说成是一 个为了“改制”可以任意“托古”，也就是可以任意捏造史实的人物，这就又将由孔子 修订的“真经”也推到了“伪书”——实质上也同样是“伪经”——的泥沼。从康有为 的主观立场来说，他当然是拥戴孔子，神化孔子的。然而，恰恰由于康有为用“考据” 的手段撰写的“两考”，用了使人们信以为“科学”的方法，来触及儒学的所有文本结 晶：他既论证了古文经学的不可信，同时又论证了孔子的“托古改制”以后的产品—— 《六经》同样的不可信。《六经》中的历史成分在康有为的“考证”下已经荡然无存了 。孔子创立的儒学原典中所有提到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已是完全不可信赖。在康有为的 “考证”下，孔子成为一个“造伪”的专家。而孔子的“造伪”，正与“五四”新文化 运动所崇尚的“科学”精神处在一种严重的对立状态。这样，“孔学”就不仅在一般的 价值观、伦理道德观上与“民主”的时代精神不相容；而且，在学术层面上也与时代精 神相抵牾。因此，当新文化运动清理了孔子不民主或反民主的思想以后，也就不得不更 进一步地触及到对孔子，以及对以孔学为中心的传统儒学的清理，从而引发全盘否定以 孔子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潮的高涨，引发疑古思潮的高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