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余论
    今文经学家和古文经学家在如何看待孔子及《六经》的问题上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今 文经学家将孔子视为一位以“改制”、“救世”为己任的政治家；古文经学家则视孔子 为一史学家。因对孔子的定位有如许不同，遂使今古两家围绕着这一定位表现出不同的 学风：今文家眼中的《六经》特别是《春秋》，那是孔子实现其政治理想的蓝本。因此 ，今文家重《六经》、《春秋》中的微言大义，这就使得今文经学中多“非常异议可怪 之论”；古文家则信奉孔子在修订《六经》时遵循了“述而不作”的原则。“述而不作 ”，在学术层面上是谓孔子尊重历史，对于史实不增减，不篡改，仅“述”之而已。据 此，古文家重“事”亦即重“史”，古文经学看重对《六经》中史实的考订，通过音韵 训诂、典章制度的考据手段，古文家企图恢复的是“本然”的历史，缘此发展出中国学 术史上的考据一派。
    按照今文公羊家如董仲舒、何休的阐发，《春秋》之“义”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张三 世”，即孔子将春秋242年的历史，划分成了“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 即所谓“所见者，谓昭、定、哀，己与父时事也；所闻者，谓文、宣、成、襄，王父时 事也；所传闻者，谓隐、桓、庄、闵、僖，高祖、曾祖时事也……于所传闻之世，见治 起于衰乱之中，用心尚粗粗；于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至所见之世， 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用心尤深而详，故崇仁义、讥二名”（ 注：何休：《公羊解诂》“隐公元年”。）。“春秋起衰乱以近升平，由升平以极太平 ”（注：刘逢禄：《释三科例中》，载《刘礼部集》卷四。）。今文家这种对于历史运动 的认识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他们所“描述”的历史运动，并不符合史实但却符合“理 想”。从春秋“本然”的历史来看，顾颉刚指出：“此三世之说殊难稽信也。事实上春 秋时愈降则愈不太平，政乱民苦无可告诉，可谓太平乎？使孔子而果修《春秋》，当不 至扬乱世指为太平也。”（注：参见顾颉刚《春秋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究》，巴蜀书社1 988年版，第14～15页。）因此，“三世说”实际上是汉儒之杜撰而非《春秋》的本义。 从“史以真为先”的角度看，今文公羊家的诬妄是显而易见的。撇开今文家对于历史的 虚构不谈，我们也应当看到，至少从汉代起，今文公羊家已经对于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 进行了富有想像力的探讨。根据公羊家的论述，人类历史的演进，从篡弑杀戮、礼崩乐 坏的“据乱世”，进入相对平和稳定的“升平世”，再到四海归仁、天下重义、讲信修 睦的“太平世”，是一条“理想”的社会发展轨辙。在这套理论中，蕴涵着“历史的运 动是有规律的”这样一种可贵的思想胚芽。第二，今文家信奉的“三世说”在本质的规 定性上是循环论的。但在“三世”循环的范围内，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这又 是一个不断地“向前”发展的序列，因而也就是一个“进化”的序列。我们不妨可以将 这种历史观称之为“循环的进化论”。如果将其中循环的成分剔除，它就有可能成为进 化的历史观。所以，今文公羊家的理论，是具备将其改造为近代社会所需要的历史观的 思想基因的。到了康有为的时代，进化论已经成为人们所熟知并被普遍接受的历史观， 康氏遂对“公羊三世说”进行了改造，取其进化而弃其循环，建立起了符合近代社会所 需要的进化论。
    在中国近代社会的历史进程中，“致用”与“无用”、“改革”与“守旧”，这是学 术实践和政治生活领域内贯穿始终的两对矛盾。倘若将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对孔子及其 《六经》的不同认知“泛化”为一种政治理念，恰恰能够清晰地折射出上述两对矛盾在 中国近代社会的演化轨迹。今文家重“致用”、“更化”，他们强调“改制”、“改革 ”的必要性；而古文家的音韵训诂之学，与社会实践比较隔膜，因而在近代被视为一种 “无用”之学。古文经所信奉的“述而不作”原则，在政治实践中也往往表现出一种“ 恪守祖训”或“泥古不化”的保守主义倾向。近代以前，古文经学始终占据着压倒今文 经学的优势。近代以降，国势日蹙，内忧外患催逼重重。这时，颟顸守旧、不思进取的 政治惰性愈来愈被激进的改革派看做是古文经学遗留给中华民族的一个思想毒瘤。因“ 变法”、“维新”之亟，今文家不得不对古文经学痛下杀手，今、古文经之争遂不可免 。按照龚自珍的说法，近代社会，那是一个需要“诵史鉴，考掌故，慷慨论天下事”的 时代。而汉学（古文经学）考据学的偏枯、艰涩、少通贯、难发挥，有“考”而无“论” ，有“事实”而无“义理”，提不出问题，“议论”不了问题，当然也就更解决不了问 题。汉学考据学的这种学术局限性，显然难以承担社会所需要的“议论”，所需要的“ 处士横议”的新功用，史学则庶几当之，今文经学亦庶几当之。因此，到了近代，学术 便主要向着两个方向——史学和今文经学发展：史学和今文经学是近代学者两种主要的 治学取向。从龚自珍、魏源到康有为、梁启超，他们在治今文经学的同时无不重“史” 。而在他们那里，无论是今文经学还是史学，都是服务于现实政治的工具。“公羊三世 说”，既是一种今文“义法”，同时也是一种“史学理论”，一种历史观。正是在对“ 公羊三世说”的强调中，龚、魏、康、梁的经学和史学“合流”了。也可以说，在近代 今文家那里“六经”首先“皆史”了。在近代改革派们的政治实践中，“公羊三世说” 始终是一柄思想利器。因为这种学说直接参与了政治运动，它已经跃出了“史学理论” 的范畴而成为改革家的“政治信仰”。中国近代的改革借助于“公羊三世说”而行，这 种历史观在社会舞台上掀起的巨澜，对于社会和民众造成的激荡与震撼，其能量也要大 大超过仅靠几个“读书人”在书本上对之进行的“理论探讨”。这样，当19世纪末20世 纪初，史学的“近代化”作为一种时代的命题摆在了中华民族的面前时，以梁启超为代 表的那样一批由“政治实践家”转入学术领域的“史学家”便很自然地将“公羊三世说 ”糅入了进化论的框架内。这就为“史观派”在中国的诞生奠定了一个具有“本土文化 ”色彩的思想基础。在历史学范围内，当人们越来越认为以“规律性”的认识来看待历 史的运动是历史学“科学化”的表现时，“公羊三世说”便在中国史学走向“近代化” 的历史进程中做出了相应的贡献。与此同时，在今文家的打击下，古文经学虽日益衰落 却仍然不绝若缕，并没有消亡殆尽。古文经学所胎育的学风，考据学直质无华、求真务 实的治学精神，在以章太炎为代表的学术系统中仍然保留。到1905年科举制正式废除， 经学寿终正寝以后，经学也就分化为两个部分分别影响着现代学术的基本进程：今文义 法较多地融入了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为代表的、以探讨历史发展规律为己任的学术营垒 ；古文经学的治学方法论则强烈地影响着以求得“历史原貌”为指归的实证主义历史学 的发展。
    （本文系华东师范大学211建设项目“中国的现代性与人文学术”基金资助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