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历史进步观对19世纪西方史学的影响
    历史进步观念在19世纪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和传播。社会历史进步的原因、方式和阶段 ，特别是进步的规律的问题不仅在像圣西门、孔德、黑格尔和斯宾塞这样的思想家的手 中继续得到更深入的研究，而且进步的观念开始越过学者的书斋，深入于一般公众。到 19世纪中叶，关于历史服从于总的进步规律的思想渗透于报纸、杂志、政治文件、诗歌 等等，成为受过教育的人的世界观的组成部分。在英国、法国和美国，“几乎每一个就 社会历史的题目进行写作的作家都提到它。”（26）
    在法国，首先是圣西门，接着是孔德提出了关于人类历史发展阶段的学说。自孔德以 后，“进步的观念几乎成为常识”，几乎一切政治理论和运动都以进步的规律来论证自 己的合法性。著名历史家密什勒和魁奈把文明进程看作是自由的逐渐胜利。路易·勃朗 把自己的一本论述劳动组织的书标题为“进步的检阅”。勒农在1863年写道：“历史研 究的一个总的结论是人类社会在科学、物质生活条件和道德……方面的不断进步。”另 一著名的历史家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中，把历史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都看作是平 等的逐渐的进步，认为这个进步的过程宛如上帝操纵的时钟一样，人力既不能扭转，也 不能阻止，所有的历史事件和人物都只能服务于这个发展过程。（27）
    维多利亚时代的历史学界是如此信奉进步观念，以致于历史学家白芝浩把进步作为西 方文明与其它文明相区别的本质特征。博克尔在《英国文明史导论》中，谈到近300年 来科学知识的巨大进步时，认为这“足以解释欧洲近几个世纪连续取得的非凡进步”。 （28）史学领域内居于主导地位的辉格派更是以赞扬英国的历史进步为其主要特征之一。 辉格派史学大师马考莱写道：“英国的历史虽有偶而的停顿或短暂的倒退，但潮流的总 趋向明显地是进步的”。特别是近160年，即1688年以来的历史，“是物质、道德、知 识空前进步的历史”，可以说一部“英国史显然是进步的历史”。（29）维多利亚时代是 “有史以来最开明的民族中最开明的一代”。埃克顿更把历史进步观提到近现代历史写 作基本范畴的地位，“我们必须承认人类事物中存在着一种进步，是历史据以写作的科 学假设。”（30）
    进步的观念同样在德国史学界获得广泛传播，亨利希·海涅在《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 历史》一书中宣称自己“相信进步”，肯定德国的子孙后代会比他生活得更幸福。经济 史党派的代表人物威廉·罗雪尔号召“研究发展的规律”，李斯特在1841年的《政治经 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提出了经济发展的四阶段理论。布鲁诺·希尔德布兰德则提 出了国民经济发展的三阶段理论。19世纪下半叶，德国出现了新史学流派，其领袖朗普 莱希特在批判兰克史学忽视社会心理以及历史发展的统一性、连续性和前进性时，试图 以“文化史学方法”建立“新史学”，他在《德国史》中按照社会集体心理和经济状况 把德国历史分为六个阶段，认为历史发展的目标是“精神自由”。
    社会进步观念也越过大洋，影响了19世纪美国史学的发展。德莱帕在《欧洲智慧发展 史》中，明确地表述了关于进步规律的思想。他认为“社会进步像身体的成长一样完全 受自然规律的控制”，各民族的历史进程“是一个预定的庄严的行进”，通过“不可避 免的事件的系列”，“永远运动，不停止地进步。”（31）另一位美国史学家费斯克在《 宇宙哲学概要》中写道：“社会进步的根本特点是自私性的削弱和同情心的持续加强。 ”1867年，美国思想界的领袖之一埃默森在哈佛大学作题为“文化的进步”的讲演，例 举人类社会在科学技术、法制等方面的进步，赞扬19世纪优于历史上任何时代。耶威利 （M·A·Javary）在1950年出版的《进步观念》一书中写道：“如果有任何一个观念是属 于某一个世纪，至少是由于它被赋予的重要性，或者不管人们是否接受，但却全都熟悉 它，那么这个观念就是进步的观念，它被认为是历史的总规律，是人类的未来”。
    美国史学家杜威曾经对史学范式演变的现象评论说：“随着文化的改变，在这种文化 中占统治地位的观念也要改变，研究、评价和整理史料的出发点必然要产生，于是，历 史也就要重新改写。过去没有重视的材料现在成了论据，因为新的观点要求解决新的问 题，而新的问题又要求有新的事实材料来进行验证”。（32）历史进步观念的出现的确引 起了西方史学的巨大变革，而这种变革并不是没有进步意义的。后现代主义者如福柯和 德里达等批判启蒙理性万能和历史决定论的思想并不一定完全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