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在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中有思想进程的内容，因为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与自然界的发展进程有着明显的不同。在自然界发展过程中起作用的完全是盲目的、不自觉的力量，根本无须人的参予，而社会历史则离不开人。恩格斯说：“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因此，社会是人的社会，历史则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但人的这种活动范围的大小、目的的实现与否，却是受着客观的现实所制约，并且，社会历史的发展并不以人的主观意识为转移。这恰如恩格斯所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12）因此，我们绝不能用人的思想意识的随意性来否认历史进程的客观性，也不能用历史过程中存在着的思想进程来代替整个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
    事实上，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并不表现为思想的过程，而是一种物质发展的过程。马克思说：“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安置在它的真正基础上，一个很明显而以前完全被人忽略的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13）列宁曾指出旧的历史学的缺陷就在于：至多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考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14）在历史研究中，如果我们要认识、挖掘历史事件背后的思想的话，那么更重要的还必须在这思想后面挖掘出更深刻的原因，否则这种思想就无法解释，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如宗教改革中新旧教之间的冲突对立，如果我们不理解在这种教义对立背后存在着两种生产方式的对立，那就不好理解宗教上的冲突与对立。如果我们不了解法国大革命前夕资本主义已经生成，那就无法深刻认识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启蒙运动。因此，可以说，人类历史的过程首先是物质生产发展的历史，这是我们认识历史首先必须把握的一条重要原则。
    在历史认识论上，柯林伍德把思想作为认识的对象，而这种思想只不过是过去古人的主观意识活动，这样，柯林伍德就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从一般意义上来说，主体之外的整个世界都是客体。前已指出，历史是消失的，我们无法直接去认识它，但历史本身属于客观存在，具有物质的性质，它的这种客观物质性就反映在保存下来的历史事实中。换句话说，历史事实即是客观历史的遗留和代表，它具有客观性有资格成为主体认识的对象——客体。这样，历史学家研究认识的对象自然就是历史事实，而不是思想。
    柯林伍德认为，要解释历史，历史学家必须用自己的思想去重演过去。由于历史学家所生活的时代不同，史学家本人的历史观念也就不同。在这种不同的历史观念指导下去重演历史，其结果自然也就不同。这里柯林伍德明显接受了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史学观点，否定了真理的客观性，走到了历史相对主义的道路。
    二
    由于柯林伍德十分强调要挖掘出历史事件后面的思想，要用历史学家的思想去重演过去，所以他也就特别重视历史学家在历史研究中的能动作用。他把历史学家的这种能动作用称之为“自律性”。所谓“自律性”“是指成为其自己的权威的那种条件根据其自己的首创性来做出陈述或采取行动，并非因为这些陈述或行动是由任何别人所批准的或规定的。”（15）这就是说，在历史研究当中，我们不应过份迷信古代的史料，或任何权威已经作出的论述，这些不应也不能成为历史学家进行工作的起点，历史学家不应受这些的束缚，而应该发挥自己的主动性，作出自己的解释。因此，在自己的研究对象面前，历史学家本人就是他自己的权威。柯林伍德说道：“历史学家远不是依赖自身以外的权威，使他的思想必须符合权威的陈述，而是历史学家就是他自身的权威；并且他的思想是自律的、自我—授权的，享有一种他所谓的权威们必须与之相符的、并且据之而受到批判的标准。”（16）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柯林伍德强调历史学是自律的。历史学家有权利并且有义务以他自己的科学方法追求在那门科学的研究过程中向他呈现的各个问题的正确答案。
    至此，柯林伍德已经完全破除了史料的权威，把对历史的认识完全当作历史学家主观思想的产物和结晶。那么，判断历史学家这种历史解释真实与否的标准是什么？人们怎样来检验证明历史的真理呢？传统的判断标准认为，历史学家所作的陈述要和他在权威们那里所找到的陈述具有一致性，或者说史学家的解释符合了史料即为历史真理。柯林伍德十分反对这种判断标准，认为，在历史认识过程中，既然历史学家是“自律”的，他要用自己的思想去重演过去，因此他就不能也无法用这种传统标准去检验历史解释的真实与否，而只能用历史思想本身，即历史学家的思想来进行检验。
    环球如此辽阔，史事如此众多，历史学家根本不可能穷尽历史过程的一切方面，同时，由于年代久远，史料湮没，对于历史过程中的一些断裂带，或其细枝末节，历史学家也就无从知晓。对此，就需要历史学家用思想去填补构造，柯林伍德把它称之为“插入”。如根据记载凯撒某天在罗马，某天在高卢，但没有记载他从罗马到高卢旅行的具体情况，而这就要靠我们用思想去插入。通过这种插入，我们才能重建起历史的全部进程和各个方面，并且正是这张在很多历史过程、历史细节方面只靠想象、靠思想而编织起来的网才是真正的历史。而检验这种历史的真实与否的标准显然不可能是别的，只能是重建它们的历史学家的思想。他说：“想象的构造那张网，乃是比我们迄今所认识到的要坚固得多，有力得多的某种东西。远不是它的有效性要靠给定事实来支持，它实际上是充当了我们用以决定所声称的事实是否真实的试金石。”（17）这样，柯林伍德把历史学家的思想这种主观意识抬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认为它既是历史研究的出发点，又是检验历史真理的标准。
    检验历史真理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如果我们能正确解答历史认识的发生，那对此就不难得出正确的答案。在历史认识中，尽管历史已经逝去，我们无法使其复活或模拟再现，但作为客观的历史规律往往会在以后的社会形态中重新显现。也就是说，作为具体的历史消失了，不存在了，而它的内在规律会在新的历史运动中再现。同时，每个社会都不是纯粹的只具备一种生产方式，它可能有好几种生产方式并存，既有旧的残留，也有新的萌芽。历史与现实就这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现实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也就包括了历史。于是，投身于现实，解剖现实也就为理解历史提供了“钥匙”。对这种现实理解得愈深刻，对历史的认识也自然就愈深刻，在这种不断对现实的理解之中，历史学家的探索也就愈益接近于历史真理。事实上，历史学家是处在一定的客观现实社会中的现实的人，每一代历史学家总是站在自己时代的高度，来反思认识过去，也只是根据各自的社会实践来解释评判历史，探讨历史规律的。如把自己关闭在“象牙之塔”，不积极投身于社会实践，那是无法探寻到历史规律，获得历史真理。正是通过如此途径，历史学家获得了对历史真理的认识，他们的认识正确与否也只有再回到社会实践中去，用社会实践这个标准来检验。因此，检验历史真理的标准不能是主观思想，而只能是客观的社会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