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启蒙运动时期的欧洲史学
    启蒙运动时期，叙事史呈现出新的面相。启蒙时期的叙事史深受启蒙运动观念的影响，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思考的是更为普遍的人类文明和人类社会演进的历史，因此，启蒙时期的叙事史不再只局限于政治事务，而是尝试从整体上呈现人类社会发展史。许多启蒙思想家热衷于撰写历史著作，这类史学著作浸透着强烈的启蒙政治和社会观念，后人往往把他们称为“哲人史学家”，并相应地把他们的历史著述称为“哲学式历史学”。18世纪的这种“哲学式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不再局限于欧洲的某个国家，他们更多地是从世界的视野撰写历史，这当然也与18世纪欧洲人对欧洲之外世界的认识和殖民活动有关联。启蒙时期的“哲学式历史学”在不同的欧洲国家形成了不同的表现形式，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三类：(12)
    (一)民史(civil history)。17世纪的意大利哲学家托马索·康帕内拉(Tommaso Campanella，1568-1639)把历史研究和历史著述划分为三大类型：神圣史、自然史和民史(civil history)，他明确指出，“民史”就是叙述人类事迹的历史。(13)18世纪，“civil”这个词有多重含义：一方面是相对于宗教和教会而言，“民史”不同于“神圣史”(sacred history，即今天人们所说的宗教史)和“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另一方面，civil history也是相对于自然史而言，它指的是人类从自然状态进入有政府之后的社会演进史；最后，“civil”这个词也意味着文雅和文明。启蒙时期的意大利史学家皮埃特罗·加诺内(Pietro Giannone，1676-1748)撰写的《那不勒斯王国的民史》(Istoria civile del Regno di Napoli，1723)首开“民史”之先河，并对孟德斯鸠和吉本等人有直接的影响。(14)“民史”不注重战争和政治，而是关注法律、商业、艺术和工艺等领域的历史。
    (二)风俗史(history of manners)。“风俗史”的开创者是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1756年，他出版了《论各民族的风俗和精神》(Essai sur les moeur etl'esprit des nations，简称《风俗论》)，直接针对波叙埃(Jacques-Bénigne Bossuet，1627-1704)的《论世界史》(Discours surl'histoire universelle，1681)，后者仍然延续传统的犹太—基督教的世界史观。伏尔泰的世界史从有可靠的文字记载的历史开始，所讲述的内容也不限于帝王将相，以及战争与政治，而涉及文明的诸多方面，是比较视野下人类社会和人类文明的演进史。《风俗论》是欧洲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的世界史，法国年鉴学派的史学家常把伏尔泰视为“整体史”(l'histoire totale，1681)或“新史学”的先驱。(15)
    (三)社会史(history of society)。苏格兰启蒙运动时期的史学家威廉·罗伯逊(William Robertson，1721-1793)明确使用了“社会史”这个术语，他在《皇帝查理五世时代的历史》的序言中首先阐述的是“从罗马帝国覆灭到16世纪初期欧洲社会进步(progress of society in Europe)的总体观念”。总之，作为“苏格兰启蒙运动”的重要一员，罗伯逊笔下的社会史是一个从低级向高级的前进式发展。
    上述几种哲学式历史存在一些差异，但也具有一些共同的倾向性。首先，史学研究的对象不仅仅局限于政治、军事和外交，而是整个社会和文化(或当时人所说的“精神”)，更接近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文化史。其次，摆脱了神学笼罩下的人类发展历史观，强调人类历史由低级向高级的“进步”(progress)，强调自由、理性和商业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启蒙运动时期的哲人史学家皆坚定不移地相信人类社会和人类精神的进步，亚当·佛格森(Adam Ferguson，1723-1816)的《市民社会史》和孔多塞(Condorcet，1743-1794)的《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是两个典型的例子。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提出的人类社会的“阶梯式演进”最清晰地表达了启蒙运动时期的“进步观”，他们认为人类社会经过了四个阶段：狩猎与采集社会、游牧社会、农业社会和商业社会。他们对人类社会的原初状态的描述更多是凭借想象，由于这种描述缺少坚实可靠的事实依据，当时的一位苏格兰哲学家杜加尔德·斯特沃尔特(Dugald Stewart，1753-1828)把这种历史观称为“理论史或猜想史”(theoretical or conjectural history)。(16)最后，在这种“人类社会进步观”的支配下，启蒙思想家强调欧洲社会对非欧洲社会的优越性。(17)德国哲学家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1744-1803)指出：“只有欧洲，人类的生活是真正历史的。中国、印度或美国的土著，都没有真正的历史进化，仅是一些静的无变化的变化，或是一连串的由旧生活方式到新生活方式的新陈代谢，里面没有规律的累积的发展，而规律的累积的发展，正是历史进化的特性。因此，欧洲是人类生活得天独厚的地区。”(18)英国史学家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写道：“爱国者的职责是偏好并推动只关注他的祖国及其光辉(往事)：但是一个哲学家或许能被允许拓展他的视野，并把欧洲视为一个伟大的共和国，她的不同居民达到了几乎是相同水平的文雅与教养。力量的天平将继续浮动，我们自己的王国或相邻诸国的繁荣交替起伏，但是这些部分的事件在本质上不会伤害我们的幸福、艺术体系、法律和风俗的总体状态，正是这些东西把欧洲人与他们的殖民地区分开来，并高于人类的其他部分。”(19)同样地，罗伯逊在其《美洲史》里强调西班牙人处于高级的商业社会阶段，而美洲土著社会属于原始的游牧阶段，自然地，美洲土著社会比西班牙人的社会落后和低劣。尽管他批评了西班牙殖民者对待美洲土著的野蛮和残酷，也流露出对美洲土著居民的一些同情，但他认为，美洲土著社会的摧毁，无论多么悲壮，是美洲土著社会向更高级社会迈进的一个必要阶段。罗伯逊有关美洲史的这种论调与19世纪马克思论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以及中英鸦片战争时的态度和口吻如出一辙，例如，马克思指出：“的确，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被极卑鄙的利益驱使的，在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上也很愚钝。但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况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是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20)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复兴的博学好古研究传统在17和18世纪仍然在延续，但这类史学被“哲学式历史学”的光环遮蔽了，后人在论述这一时期的欧洲史学时，往往把博学好古研究置于次要的位置。只是到20世纪50年代之后，由于杰出的意大利史学家莫米利亚诺(Arnaldo Momigliano，1908-1987)等人的重新发掘，古物学传统在西方历史学中的地位以及对后世历史研究的贡献才得到充分的承认。(21)前面说过，17世纪曾被称为“博学的时代”。18世纪，博学好古研究依旧兴盛，涌现出了一批杰出的博学好古学者，在法国，蒙福孔(Bernard de Montfaucon，1655-1741)和卡吕斯(Comte de Caylus，1692-1765)都是马比永事业的继承人。蒙福孔著述甚多，他撰写的《希腊古文字学》(Greek Paleography，1709)是古文字学领域的一个重要贡献。蒙福孔最重要的著作当属《古物图解》(Antiquité expliquée et représentee en figures，1719)和《法兰西君主的纪念碑》(Les monuments delamonarchie，1729-1733)。《古物图解》配有超过3万幅插图，显然，他打算尽最大可能提供一个关于古代的完整图像记录。全书按照主题分类，涉及宗教、战争、运输、服饰等，总共10大册，该书在当时大获成功，蒙福孔又完成了5大册的续编，并推出了该书的第2版。《法兰西君主的纪念碑》是一部未竟之作，蒙福孔编写这部著作的宗旨是为了“理解法国的历史”，换言之，为那些阅读法国历史的读者提供一部参考工具书。(22)
    卡吕斯的代表作是厚厚的七大册《古物集》(Recueil d'Aniiquites，1752-1767)。《古物集》有两个鲜明的特征：首先是涉猎范围广，他细致研究了他本人及朋友们收藏的古埃及、埃特鲁斯坎、希腊、罗马和古代高卢的文物；其次，《古物集》配了数千幅珍贵的插图。卡吕斯在研究物品的基础上尝试进行一些反思性的解释，其中他对艺术的见解就很精到，他认为艺术“呈现的是一个时代或一个民族的精神风貌的画面；从它们当中至少可以推演一些有关历史、统治者的性格，以及政府体制演变的一些有根据的推测(若非事实性的证据的话)；一个民族的精神，有时候这个民族的性格可以从艺术品的数量、品味或野蛮加以估量”(23)。他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普鲁士艺术史家温克尔曼(Johann Winckelmann，1717-17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