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雅典人的宗教与其民主政治的形成
    雅典人的宗教与其民主政治的形成具有密切的关系，一方面民主政治的形成是以打破 宗教、氏族势力为前提的；另一方面宗教中的民主因素又对雅典民主政治的形成产生直 接的影响。
    我们试比较一下雅典人最终的民主政治，就知道，它的形成必须要打破家族制度加于 多数人身上的枷锁，打破宗教对政治的决定权。这种打破是经过所谓“四次革命”（据 古朗士说）而完成的。
    第一次革命削去了王的政权。
    王因宗教的缘故而拥有邦的司法、行政、宗教诸权（注意，王权不能达于家族的内部） ，现在由于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宗教已不能成为一切的主宰，有些事务凌驾于宗 教之上，这些事务的根据不在宗教，宗教的“王”还能管理它们吗？于是分离了王身上 的政权，而只留给他宗教职务。雅典在提修斯时代，宗教王的统治让位给贵族的共和统 治。虽然贵族和王权之间的争夺有时有利于摆脱宗教对政权的干预，但贵族们的权利仍 来自氏族传统，所谓“高贵而富裕”的贵族后裔，其实即是那些强大的家长们。
    第二次革命引起家族组织的分裂。
    家族时代，家内是极不平等的，在家长之下是家长的弟弟、子女以及地位更下的仆役（ 奴隶）。这种仆役又被称为客人，所谓客人，就是其世系无论上溯至何处，都只能溯至 一个客人，或一个奴隶，其祖先中无家长，所以他便无自己的家火，无自己的宗教，而 只能依靠某一个家族的家长，享受因此家族而产生的权利，但这些权利（如财产权）的真 正主人是其家长。
    第二次革命就是打破家族内一人独尊的局面，废除长子特权。过去祖产不能分割而由 长子单独继承，现在则由兄弟平分祖产；过去一个祖先之下只是一家，现在长子以外的 余子从家族中分出家火，自成一家了。虽然这时大约仍然是长子（大宗）占优势，但余子 （小宗）的独立意义极为重大，小家庭从父系家长制大家族中独立出来是原始社会瓦解的 征兆。如果说贵族政治与王权统治还无本质的区别，那么家族的分裂就产生了一种新的 组织，对有悠久来历的古老氏族制度提出了挑战，为其他变革作了准备。
    客人阶级也被废除，这是梭伦的“解负令”的真实内涵。（14）（注：参见古朗士书，第 157页、162页、181页、222-225页。）梭伦拔去土地上贵族所立、具有宗教神圣性的界 石，他便取消了贵族的田地权，而将其交给实际在上面耕作的客人手里。所以说“自从 梭伦改革以后，阿提刻终于从贵族政制的国家，大规模的土地氏族所有制的国家，变成 了中农和小农的国家。”（15）（注：[苏]塞尔格叶夫著，缪灵珠译：《古希腊史》，高 等教育出版社，1955年，第182、187、184-185、194页。）
    在“解负令”之后，梭伦又进行了一系列的其他改革，恩格斯说：“梭伦揭开了一系 列所谓政治革命，而且是以侵犯所有制来揭开的。”（16）（注：恩格斯：《家庭、私有 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15、110、112、113页。）在这 个被侵犯的旧的所有制的背后是被侵犯的旧的宗教权威。梭伦侵犯的是氏族贵族的土地 所有制，而建立了一种新的私有制。基于宗教权下的土地权是打着家有、共有的旗号， 由家长、氏族长、王领有的，因此是世代相传、不可分割的，梭伦却以私有制来打破这 种“共有”，“在立法上承认私有财产和容许土地的转让和分割--这就是梭伦改革的 中心点。”（17）（注：[苏]塞尔格叶夫著，缪灵珠译：《古希腊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1955年，第182、187、184-185、194页。）经过梭伦改革，“在制度中便加入了一个 全新的因素--私有财产。国家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是按照他们的地产的多寡来规定的 ，于是，随着有产阶级日益获得势力，旧的血缘亲属团体也就日益遭到排斥；氏族制度 遭到了新的失败。”（18）（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 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15、110、112、1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