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史作为西方社会史的一个分支，近年来取得了一系列新的重要成果。其中尤为引 人注目的方面，是关于家庭亲属关系的研究。本文拟就成果比较突出的近代早期英国家 庭关系问题略作述评，以期对西欧近代社会转型中家庭关系的变动加深认识。
    一、从家庭结构到家庭关系研究
    西方家庭史研究的重大突破，首先来自于家庭结构的重建。1964年成立的剑桥大学“ 人口与社会结构史研究组”，利用计算机处理教区登记簿中的数据，又结合“家庭重建 法”予以分析，最终著成了《英格兰人口史，1541-1871年》（1981）这样研究人口史与 家庭史的权威著作。1969年研究组筹备的家庭史国际学术会议召开，会后出版了名为《 历史上的户与家》（1972）的论文集，推动了家庭史学科的发展。
    研究家庭人口和家庭规模，是重构历史上家庭结构的前提。工业化之前英国家庭结构 的类型及其与欧洲其他地区的差异，是史家们研究的主题。针对法国社会学家弗雷德里 克·勒普莱（1806-1882）有关“主干式家庭”（主要为父母与已婚子女及其后代）向“核 心型家庭”（父母与未婚子女）过渡是工业化产物的假说[1]（第22页），以拉斯莱特（Pete r Laslett）为首的剑桥人口组进行了详实的验证，破除了近代早期的大家庭“神话”。 据研究，英国16世纪家庭的平均规模为4.5人，17、18到19世纪的平均规模则维持在大 约4.75人的水平，主干式扩展型家庭并不占主导地位，人口结构相对简单的核心家庭在 工业化之前的几百年里早已存在。这种研究类型也被称为“人口学的家庭史”，其包含 的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家庭人口规模等要素，与历史人口学的关联十分紧密，是整个 家庭史研究的重要基础层面。
    自20世纪80年代起，继家庭结构研究之后，家庭关系成为西方家庭史家关注的主要领 域。麦克法伦（Alan Macfarlane）指出，长期以来，人类学家一直将家庭亲属关系作为 了解社会的核心问题，但是历史学家对此的反映却显得迟钝。赖特森（Keith Wrightson ）更尖锐指出，史家对这方面的问题知之甚少，“几乎尚未揭开它的表层”，然而“最 终将证明它比原先的家庭结构问题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2]（P.39）。家庭演变与西欧 社会近代转型和工业化进程的关系尤其引起史家的浓厚兴趣。古迪（Jack Goody）为此发 问：“家庭与天主教会的内外改革，以及与资本主义成长和工业社会的来临是什么关系 ?这个问题具有世界意义。因为吸引了马克思、韦伯和其他无数人的知识想象力的问题 --‘西方的兴起’，与‘西方独特性’是紧密相关的。……在早先的家庭、亲属关系 和婚姻中，确实存在着一些被视为近代世界特征的有利于流动、积累、承认男女双方家 系、爱情和个人主义的方面吗？它们是否为欧洲、西欧、西北欧甚至英国所独有？”[3]（ P.1）将家庭关系与社会变迁联系起来考察，构成了新家庭史研究的一个显著特征。这种 寓社会微观细胞（家庭）于社会宏观环境的研究取向，使家庭关系研究具有深刻的历史意 义。
    由于英国近代早期核心家庭地位得到确认，有关这一时期特别是16、17世纪的家庭亲 属关系研究，最初强调的是它的淡漠性。麦克法伦通过对埃塞克斯郡约曼农背景的牧师 拉尔夫·乔塞林（Ralph Josselin）所存日记（1641-1683年）的研究，认为近代早期英国 的亲属关系十分微弱。赖特森以1500年至1700年该郡特林村（Terling）为研究对象，得 出了相似的结论[4]（P.332）。麦克法伦和赖特森的成果在西方家庭史学中影响颇大，一 时成为史学界的主流观点。斯通（Lawrence Stone）也认为，“对于近代早期家庭的松散 性，怎样强调也不会过分，无论从夫妻关系还是从父母与子女关系来说都是如此”[5]（ P.66）。他对这种“情感个人主义”做了动态的历史分析，认为16世纪和17世纪早期英 国家庭处于普遍的隔膜、控制和屈从的心理氛围之中，形成“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局 面。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早期以后，人们开始认识到追求个人幸福是正当的，同时也应 尊重他人的幸福权利，这是市场经济兴起和人口流动加速的结果。人们按市场规则处理 人际关系，将经济权利从社会义务中剥离出来，形成“不与人分享的个人主义”（posse ssive individualism）[5]（P.172-173）。总之，从核心家庭和个人主义传统两项基本 前提出发，结合宗教改革、近代民族国家形成和市场经济发展等社会变迁的影响，西方 史家一度认为近代早期的家庭亲属关系受到严重削弱。父母与子女之间、核心家庭与亲 缘群体之间，其情感联系和义务关系正趋向弱化或消解，代之而起的是更加算计和利己 的社会道德观念和行为方式[6]（web，P.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