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互惠与亲子关系
    时至20世纪90年代，英国家庭关系史研究出现了新的发展取向，从以往强调个人主义 转而重新肯定家庭亲情和亲属网络在社会转型中的积极作用。从学术背景看，一方面教 区档案、日记、信件、遗嘱、葬礼布道和法庭证词等文献得到更为广泛细致的搜集考察 ；另一方面学科交叉的势头进一步增强，尤其是经济人类学的互惠理论和社会学的社会 资本理论渗透到史学领域，为家庭史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和新路径。进入21世纪后，家庭 关系研究的新成果仍不断涌现，人们只要浏览一下这方面的学术刊物，如《家庭史杂志 》、《家庭史》、《社会史杂志》、《跨学科历史杂志》，就可以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新 鲜学术气息。
    首先应当提到的是互惠理论在家庭亲子关系研究的运用。在这方面已经取得突出成果 的是斯坦福大学博士、以色列女史家本·阿莫斯（Ilana Krausman Ben-Amos）。新旧世 纪之交，她先后发表了专著《近代早期英国的青少年和年轻人》（1994）、论文《礼物与 关爱：近代早期英国的非正式支持》（2000）和《互惠界定：近代早期英国的父母与子女 》（2000），用丰富的史料，生动叙述了近代早期社会转型阶段英国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双 向照应和相互帮助，特别是父母对子女在青少年阶段外出服佣和学徒期间的深情关爱以 及成年子女对老年父母的照料回报。
    互惠理论属于经济人类学范畴，1944年美籍匈牙利犹太学者卡尔·波拉尼出版《大转 变》一书，正式奠定了互惠理论的学术基础和分析框架。所谓“互惠”，是一种与“再 分配”和“市场交换”相对应的经济交换形式。这种个体化的交换发生于以血缘和伙伴 关系结成的共同体中。它多表现为以“礼物”为媒介的义务性“赠予”关系。它并不局 限于物质和服务的提供，更是一种广义的互助关系[7]（第88页）。过去人们往往将互惠 理论视为分析传统社会和落后民族交往关系的工具，如今西方学者对此已形成新的认识 ：“波拉尼没有把他的概念限定于经济组织的任何特定形式；事实上，他的概念框架， 在覆盖了人类社会中所有已知的经济类型的意义上，是真正跨文化的。”[7]（第83页）
    本·阿莫斯正是以这种视角来进行近代早期英国家庭亲子关系研究的。作为现代化进 程的先行国，英国近代早期新旧社会矛盾相互交织，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错综复杂，家 庭、亲属、邻里、社区都面临着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的考验。家庭亲属关系中最核心部 分是父母与子女的亲子关系，其状况如何，关系到家庭适应社会变迁能力的强弱[8]（P. 316）。本·阿莫斯认为，16至18世纪英国家庭的亲子关系并不冷漠，这种关系“更多依 靠延伸到人生全过程的互惠性联系和交换来维持”[6]（web,P.5）。亲子间的相互支持既 有物质形式的“礼物”赠予和回报，如食品、衣物和钱款；也包括非物质性的情感交流 、社会声誉、信息提供、人际关系。父母与子女的互惠是一种双向的“礼物”交换，但 两者并非对等，属于互惠类型中的“概化互惠”，即不计较价值等量因素的互惠[7]（第 264页）。父母的帮助大于子女的回报，子女的回报还因种种因素的制约而具有某种时间 上的滞后性。但是，子女的回报在父母生涯的节骨眼上起着重要作用，如对年迈、患病 、丧偶父母的帮助。从本质上看，这是一种“报之以情”（reciprocate with affectio n）的支持。尽管大部分成年子女另立新家，与父母并不同居一所，然而从日记、自传、 法庭证词等材料中仍然看到子女照顾父母的频繁程度。他们中不少人在父母患病时予以 照料，在双亲受到社区成员侵扰时前来保护和进行上诉，在日常劳动中给予帮助。18世 纪兰开夏的约曼农詹姆士·弗雷特韦尔及其兄弟轮流伺候病中的父亲，陪同父亲找医生 看病，为了父亲康复寻求多种治疗办法。虽然当时英国家庭的主流结构为核心家庭，但 老年父母与成年子女共同生活的情况在乡村地区仍非鲜见。18世纪埃塞克斯一个教区50 岁以上的贫困妇女中，有一半人生活在与已婚女儿组成的扩展式家庭里。这些女儿为陷 入困境的母亲提供了一种“安全网”（safety net），犹如自己年轻时父母为她们提供的 一样[6]（web,P.5）。
    中世纪晚期至近代早期，西欧流行一种让子女从少年起到他人家庭担任仆佣和学徒的 做法。拉斯莱特为此创造出一个专门的历史术语“立身期仆人”（life-cycle servant） 。这里的“仆佣”不仅指从事家务劳动的佣人（domestic servant），也包含从事农业劳 动的青少年佣工（farm servant）[9]（P.2）。前文提到的拉尔夫·乔塞林就分别安排长子 和2个女儿到伦敦学徒和充当女仆，3个孩子离家时的年龄仅有15、14和13岁[10]（第53 页）。16世纪至19世纪中叶，英国1/3的家庭拥有仆人，近一半的农民家庭和大约1/4的 商人、手工匠人的家里有同住的家仆和学徒[5]（P.28、P.84）。西方史家对于这种让子 女少小离家的做法历来有各种评价，有的认为利于培养青少年独立谋生能力，有的则认 为是缓解家庭经济困难的一种策略。然而在削弱父母与子女情感这一点上，大多数史家 却容易形成共识。近来这种看法得到修正。本·阿莫斯认为，“立身期服务显然是对父 母家庭的补充而不是替代。……与父母的关系仍然超过所有其他联系。”[9]（P.165）尽 管子女少小离家，父母却高度关注他们的成长过程和生活状况，给予各种帮助和安慰。 父母亲情非但没有因此而被割断，反而因亲子生活空间的分隔而变得更为深厚。
    归纳起来，父母对“立身期”子女的亲情关爱大体有如下方面：首先是为子女出外服 佣学徒选择合适的去处。少小离家闯世界毕竟是子女人生道路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父 母并不是随便把他们打发出去，而是选择适合他们劳动学艺的场所，许多遗存的子女日 记或自传都反映了这种情况。17世纪30年代生于威尔士北部小农家庭的理查德·戴维斯 回忆，14岁时父亲打算送他到商店当学徒，为了慎重起见，父亲先让他到一家店主那里 做些体验，看看是否适合自己的职业兴趣，同时也观察一下老板的为人。当他觉得情况 不理想时便返回家中，随后家里又用同样方式，最终确定了一名制毯匠作为他的师傅[9 ]（P.63）。本·阿莫斯以此例说明，在送子女外出学艺的过程中，父母一般尽量考虑子 女本人的愿望和意见。其次，父母对学徒服佣期的子女提供各种物质帮助。伦敦印刷业 学徒约翰·科克斯在日记中记载，1703年4月其母前来探望他时，不仅带来了手套、鞋 帽和一些书籍，还有存放在姑妈家供他平时花销的钱款[9]（P.162）。再次，在子女遭遇 疾病、师傅的不公正待遇等困难时，父母及时给予照料帮助，有时甚至为此诉诸法律， 以保护子女应有的利益。子女患病，父母一般都将孩子带回家中治疗，直到他们康复为 止，这种例子在史料中比比皆是[9]（P.162-163）。1620年英国大法官厅（Chancery Cour t）的一起讼案，是赫勒福德郡一家长起诉其子的师傅，理由是该师傅没有善待徒弟，致 使父亲“天天牵挂儿子的下落”[9]（P.161）。可见，为了保护子女学徒期间不受师傅欺 压，父母不惜与师傅对簿公堂。诚然，大多数家长不会采用这种极端做法，而更多以合 同方式予以制约。家长在学徒合同订立时交纳培养金，师傅违约则应退还。1616年布里 斯托尔鞋匠理查德·里什贝接纳罗伯特·怀特为徒，双方订立的合同规定，师傅里什贝 若在2年内赶走学徒，或因自己失职造成学徒逃亡，则应将3镑培养金全部退还对方。还 有一些人订约时采用双合同书形式，一份合同保证学徒的“尽职和诚实”，另一份合同 保证学徒的“安全和利益”[9]（P.103）。
    互惠关系在学徒期子女一方也体现得比较充分。学徒的工资自然是微薄的，但他们中 不少人仍尽力贴补家用。爱德华·巴洛起初还无力支援家庭，但到学徒期最后一年自己 经济状况稍有改善时，便立即设法帮助负债的父母以及家大口阔、多达6个孩子的兄长 ，按人头捎给他们每人20先令。这种体现家庭义务感和责任感的案例并非孤证。弗雷德 ·基钦当学徒时年仅14岁，就已将所得的工资汇给母亲。学徒约瑟夫·迈耶特也把全部 工资转给贫穷的父亲[9]（P.223-224）。许多仆佣和学徒的住所离家不远，农业佣工离 家的距离一般几里左右。城市中的学徒也大多家在城内或附近乡村，17世纪布里斯托尔 这类学徒人数约占全市学徒总数的一半[9]（P.161）。因此，他们经常利用节假日回家探 视父母。
    过去家庭史家认为，只有当近代学校教育取代学徒制、青少年子女重归家庭，他们与 父母的情感关系才得到恢复和保证，亲子关系才发生历史性转化，家庭才从一个“道德 和社会单位”转变为“感情单位”。本·阿莫斯运用互惠理论对英国仆佣和学徒制条件 下家庭亲子关系的研究，引发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重新思考。如上所述，由于近代转型 期英国家庭结构以父母与未婚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为主，子女“立身期”在亲子关系中 占有相当大的时间比例。据本·阿莫斯研究，中下层家庭子女在外当仆佣学徒的立身期 年龄大约在15-24岁之间[9]（P.2）；又据斯通估计，他们离家时的年龄一般在10-17岁 之间[5]（P.84）。因此，尽管个人情况互有差异，但从整体上看，当时英国青少年大多 数人在核心家庭结构中与父母一起生活的时间较短。一旦成婚，子女多另择新居，与父 母的关系已超出核心家庭范围。研究这一时期父母与子女的亲情关系，一直是探讨整个 家庭关系的重要课题。“情感淡漠说”正是以此为立论的主要依据，也易于造成人们的 错觉。新研究深入发掘史料，运用互惠理论予以包括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两个层面在内 的双向互动式透视，修正了以往的成说，体现了家庭亲情在英国近代社会转型中所具有 的积极作用。盲目夸大个人利己主义对家庭关系的影响与历史事实并不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