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革命造成了平民的参政。
    平民是邦建立时出现的比客人的社会地位还低的一个阶层。客人地位虽低，但因其常 随侍家长，在战时亦随主人出征，故他在集会、战时均可显示一定的力量，所以古人一 般所谓人民，包括贵人和客人在内，平民却在其外。雅典平民的来源，或说是降族，或 说是被放逐者，或说是外来移民，或说是丧其家火者，众说不一，但大家都承认平民共 有一个特征，即其无宗教、无家族，当时人称他们“无父”、“无家”。在那个时代， 无宗教即无政权，不能行婚礼，无产业权，在居住上也和人民分开。希腊城皆含有两部 分，真正的城一般都建在山巅，用宗教礼节建成，内有邦神庙，山坡下许多房舍，既无 神垣，建筑时也不用宗教礼节，这就是平民的居处，他们无居住神城之权。
    此第三次革命以克利斯提尼改革为标志，克利斯提尼的改革内容广泛，其中尤应引起 注意的是两点：一是重划选举区。按照地域而不是按氏族来划分选举区，从而打乱了户 籍，分裂了氏族，抛弃了血族关系，恩格斯因此说：“氏族制度的最后残余也随之而灭 亡了。”（19）（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四卷，第115、110、112、113页。）二是保留了梭伦确立的财产原则。财产原则和重 划选举区都破坏了血亲和宗教原则，正因如此，无宗教的平民方能成为雅典国家的公民 ，现在可以说：“从此以后，构成雅典国家的全体阿提刻公民，便跃登了历史舞台。” （20）（注：[苏]塞尔格叶夫著，缪灵珠译：《古希腊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5年， 第182、187、184-185、194页。）
    克利斯提尼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血缘关系，打击了贵族势力，促成了国家的形成 。虽然诚如有的学者所言：“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仍未能改变国家政体的贵族性质。 ”（21）（注：顾銮斋：《论雅典奴隶制民主政治的形成》，《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 。）但此时贵族权力的来源已不是氏族和宗教，贵族已不是作为主持家火的家长们的后 裔，而是作为有财产者或地方豪强在进行着统治--这里发生了一种质的变化。
    第四次革命则废除了财产原则。
    在伯里克利时期，不仅人人可以参政，而且还给予出席公民大会的穷人以津贴，从而 保证“穷人也能有暇从政”。
    顾銮斋先生认为：“奴隶制民主政治的本质，应当是广大公民在国事管理中享有充分 而又平等的权利。”只有消除了血缘关系和废除了财产原则，才算形成了民主政治。（2 2）（注：顾銮斋：《论雅典奴隶制民主政治的形成》，《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
    经过四次革命，氏族从而也是宗教对政治的决定权被打破了，但是宗教对政治的潜在 影响仍然存在。为什么雅典人能最终废除财产原则，避免走上富豪政治之路？为什么雅 典人没有走上君主专制之路？除了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外，我们认为原始宗教中的民主 因素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当我们讲原始民主时，不仅指原始军事民主，而且也指原始人在另一个重要的生活领 域--宗教上的平等参与。当原始社会瓦解时，宗教上的平等参与权一般地也丧失了， 并形成官方宗教--祭司阶层，而在民间却仍以宗教的秘密结社的形式进行着对抗。如 果说祭司阶级总是有利于集权政治的形成，那么民间的宗教却往往阻碍其形成。（23）（ 注：参见程曦：《原始宗教民主初探》，《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 第1期。）
    在雅典王政形成之初，家族长的权威就一直还保存着，希腊也没有垄断宗教的祭司阶 级--“希腊的祭司，并未成为特殊的社团，更不成其为壁垒森严的阶层”，（24）（注 ：[苏]谢·亚·托卡列夫著，魏庆征译：《世界各民族历史上的宗教》，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1985年，第460页。）贵族共和是有限度的民主。后来家族分裂，围绕家火的宗 教随之衰落，但是秘密仪式却流行起来，“在伯里克利的开明时代，希腊宗教中最活泼 和兴盛的部分是神秘仪式。”（25）（注：参见[美]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希腊的 生活·上》，东方出版社，1999年，第258至260页、249、243页。）神秘仪式与雅典最 民主的政治时代并存决非偶然。柏拉图尝记公元前4世纪雅典之情景：“托钵的先知们 走到富人们的门前，劝告富人说，他们（先知们）得了一种能力，可用祭献或咒语的方式 ，为他们或他们祖先的罪恶举行忏悔仪式”，（26）（注：转引自威尔·杜兰书，第247页 。）这些先知们乃是民间秘密宗教的大师，宣言富人有罪和由穷人来清洗他们的罪，这 正是在宗教上废除财产原则的传统。
    雅典实施民主政治时，用抽签法选举政府官员，即除将军和司库官外，所有官吏均从 年满30岁的公民中抽签选出。此项连现代资产阶级也不敢想象的措施，以今日之政治观 之，固觉其不可行，但从宗教角度视之，则知其必如此。许多原始民族均以抽签法确定 巫师，且以巫师主管一切神俗事务。抽签法实际上即神择法，这在雅典人并不陌生，雅 典人在民主政治以前已屡次观天象视吉凶以确定是否能以某人为王公。抽签或观天象都 能保证全体居民普遍、平等地参与政治管理，而这一点正是民主政治的实质。
    总之，宗教在雅典人的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雅典人的宗教生活对其政治生活 有深远的影响，其民主政治的形成虽以破坏宗教的、氏族的体制为前提，但却不能排除 原始宗教中的民主因素的影响，这些民主因素作为一种“历史权利”在城邦政治中激发 出公民观念，又促进了雅典奴隶制民主政治的形成。文明之于野蛮就是这样一种“扬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