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埃及与现代埃及的地理状况基本相同。一条生命之水--尼罗河贯穿于上下埃及 ，尽情滋育着埃及人民。尼罗河峡谷两侧延伸出荒凉的沙漠阻碍了东西方的交往，努比 亚沙漠和南方的几大瀑布几乎割断了通往南方的道路，只有在北部的地中海地区才使埃 及显露出来。这种地理环境使上古埃及免受外族入侵和大规模移民的冲击，埃及人享受 了较长时间的和平与安宁，使他们能将绝大多数资源奉献于其独特文明的和平发展。然 而古埃及也不是完全封闭的，她和周边国家特别是地中海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 们之间相互交流，互相影响，形成了辉煌的地中海文明。从这一意义上讲，埃及也是 地中海文明的一部分。
    一
    出土于法尤姆新石器时代（公元前5000年左右）的贝壳，就来自于较远的红海和地中海 ，这也是埃及考古发现的最早的对外交往证据，尽管可能不是直接的。也有人甚至认为 有陶新石器时代的游牧部落从巴勒斯坦经西奈来到北非和撒哈拉，埃及的新石器时代可 能从巴勒斯坦引进。例如在巴勒斯坦发现的燧石抛光手斧明显与同时代的法尤姆手斧有 联系，同时北埃及遗址出土的双面镰看起来也受到巴勒斯坦样品的启发。特别值得一提 的是在埃及梅里姆达陶碗上的鱼骨形雕刻方式，在巴勒斯坦约姆克亚的器皿上也有相同 的图形[1]。
    巴达里文化（公元前3800年以前）时，在奎尔遗址发现的四柄陶器和两对环形柄的陶器 ，与巴勒斯坦有着明显的联系[2]。同时，红海和地中海的贝壳出现在巴达里的墓葬中 。铜的出现表明埃及和东沙漠直至西奈半岛有了一定联系。埃及还使用名贵的西奈绿松 石，但目前很难找到埃及和西奈交往的直接证据。尽管也有人对连接埃及和西奈的哈马 玛特干河进行了大量的考古工作，却未能找到有效的证据[3]。
    涅伽达文化（约公元前3900-前3050年）时，埃及对外交流发展较快，与邻近的迦南有 了密切的商业往来。敏特和阿布·奥马尔可能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少数的天青石饰 品的出现，表明埃及和西亚直至两河流域可能已有联系。一定数量的黑曜岩可能来自于 小亚半岛。但有限的数额仍不能说明他们之间的是一种长距离的直接交流。
    稍后一些位于下埃及的布托-马底文化（约公元前3650-前3300年）也反映了埃及与西 亚的关系。在布托的建筑遗址中发现一些用指甲印装饰的陶器，明显带有两河流域的风 格[4]。而在马底遗址中发现了圆形或椭圆形房屋以及类似叙利亚-巴勒斯坦的地下建 筑，后来被认定为来自那里的商人驻地。村庄边缘有许多地窖及大量形体巨大的储藏陶 罐，可能形成了一个商业地带，其储存范围之大在埃及前王朝遗址中首屈一指[5]。这 也许表明此时埃及已和叙利亚-巴勒斯坦之间有了繁荣的贸易。马底作为一个主要中转 站，以陆地驴驮为主要运输方式。而布托则是同北叙利亚进行海上贸易的港口，并通过 叙利亚间接与两河流域发生联系。
    涅伽达文化后期，在阿拜多斯的Uj墓中出土的大量陶器表明，埃及和巴勒斯坦的联系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紧密。在该墓中发现了大约400多只凸形柄的陶罐，里面还保留了葡 萄和葡萄种子。经过对残存物质的化学分析，发现可能含有葡萄酒芳香添加剂以及葡萄 中特有的酒石酸[6]。种种迹象显示，这些陶罐是用来装葡萄酒的。而当时的埃及还没 有种植葡萄，因此推测这些陶器是随着进口的葡萄酒一起运到埃及的。宾夕法尼亚博物 馆考古应用科学中心的分析证实了这一点。考古化学实验室用中子激活分析法（NNA）对 其中11个陶器进行化验，结果表明并不是埃及本土产物。其中8个显然来源于以色列南 部海岸平原、低地和山区，约旦河谷或外约旦等地以及与之紧密相连的地区[7]。在同 一墓中，还发现有最早的文字标签，根据这些符号学者们一般把它认定为蝎王Ⅰ的墓。 他是埃及前王朝末期的一位“王”，势力可能达到巴勒斯坦地区，进贡来的大量葡萄酒 就是最好的例证。同时代迦南风格的物品还分布在北起布托南至希拉康坡里斯的广大地 区，主要是些凸形柄储藏罐，而家用碗和煮饭罐较为罕见，说明这些陶器主要用来贮藏 进贡物品。另外还有石制剑和扇状刮削器，值得注意的是还发现了几公斤铜矿、完工的 铜制品和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