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和平主义者陷入了难堪和被动的境地。但从和平誓约同盟 会员人数的发展情况看，战争爆发之后，和平运动并没有立即受到冲击，它的会员人数 还在增加，1940年4月才达到了它的顶峰规模13600人。
    对于和平主义者来说，真正的转折点发生在1940年5～6月间。这同时也是英国进行这 场战争的一个转折点。希特勒的军队在西北欧取得决定性突破。法国沦陷，退出战争。 英国远征军从敦刻尔克撤退，单独承受着控制了大半个欧洲且享有苏联支持的纳粹德国 的压力，英伦三岛岌岌可危，“一千多年来正第一次面临遭受入侵的危险。”[8]（P52） 丘吉尔的讲话响彻云霄，整个国家被要求动员起来投入一场保卫家园的战争。
    作为英国社会的一员，和平主义者同样负有国民保家卫国的义务。从良心上讲，当邻 居和同胞在危险面前奋起抵抗之时，如果和平主义者回避这种现实，那很容易背上一种 道德上的负罪感。但宗教的信仰和政治的信仰又使他们十分地厌恶战争。他们承认：“ 希特勒也许是比战争这个罪恶更坏的罪恶”，但同时又觉得：“试图以一种罪恶去克服 另一种罪恶，不仅在道义上是无法忍受的，而且这只能导致更大的罪恶。”[2]（P146） 因此，对和平主义者来说，如果自己依从于社会大流，卷入战争的狂热之中，那也就是 自己背叛了自己的信仰，在人格上，并非是体面和受人尊敬的行为。
    好在英国社会对自己的和平主义者同胞是相对宽容的。政府并没有利用手中权力来取 缔和平主义宣传或大张挞伐和平主义者。自然，免除兵役义务的裁定制度依然存在，只 是似乎变得比上次战争中宽松和民主些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裁定团由法官、当地名 流和穿制服的陆军部代表组成。军官的行为特别严厉，像是提起公诉的检察官，给申请 免役的人以一种心理上的压抑和威慑的感受。现在，陆军部的代表不见了，取而代之的 是劳工部的官员，他们的处事方式倒像教堂的牧师，显得比较温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 ，政府规定只有那些因宗教和道德方面的原因的战争反对者有资格申请免除兵役，第二 次世界大战中，条件有所放宽，因政治原因反对战争的人也获取了这种申请资格。当然 ，申请是否被接受那是另外一码事。此外，政府为那些拒服兵役者提供的替换服务也更 灵活，被监禁者的生活境地也大有改善。
    1916年，英国政府实行征兵制，引发和平主义者的抵抗，提出申请免除兵役义务的总 共有16500人，他们中64%的人采取了与法官的裁定进行合作的态度，包括那些无条件免 除服役义务的和平主义者。但36%的人即5944人不服从法官的裁决。他们都经历了一段 与军事当局和民政当局相对抗的艰难时期，通常被判处禁闭的惩罚，更严厉的是蹲监狱 ，甚至威胁要处以绞刑。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总共有59192人申请免除服役，6.04%的申 请者被授予无条件的免除服役义务，20.62%的人被裁定适应在非武装部队中服役，24.8 2%的人被裁定适应在武装部队中服役，拒服兵役者的大多数即48.52%为有条件的免役。 [9]（P126）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因为政府对待和平主义者较为宽容，同时，也是由于战争的性质 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同，和平主义者在公众中造成的影响倒不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大，公 众中同情和平主义者的倾向不甚明显，而和平主义者也采取了较现实一些的态度，结果 ，遭禁闭或被判入狱的人只占到整个免役申请者人数的3%，其中一些还是因为不遵守军 队纪律造成的。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这个比例占到了30%以上。[4]（P302）到了第二次 世界大战末期，在所有被征募者中只有0.2%的人申请免除服役义务，这从反面说明第二 次世界大战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得到了更多人的理解和支持。而和平主义者对于他们在战 争中所受到的对待似乎也颇为满意。著名和平主义者兰斯伯里（Lansbury）不无自豪地说 ：“我们享有其他国家的和平主义者在战争时期所不能享有的权利和特权。”[4]（P301 ）
    不过，这些事实不应该掩盖另外一些现象，也就是说，在许多场合和平主义者受到社 会的冷漠拒绝仍然不可避免。这当然不是一种政府行为，而是那些强烈的民族主义者的 一种本能反应。战争爆发后，和平主义的宣传仍然有相当力度，这与政府的努力和社会 主流意识不协调，不仅受到舆论的批评，同时也使和平主义者自己变得越来越孤立。19 40年5～6月间，加入和平誓约同盟的人数明显少于退出同盟的人数。《和平新闻》杂志 并没有被政府取缔，但英法军队在法国受到德军沉重打击以后，全国各地的代理销售商 自发联合进行抵制。被法官宣布免除兵役义务的和平主义者，突然间发现自己被雇主莫 名其妙地解除工作，而要重新寻找一份工作则又非常困难。整个国家的气氛是全面动员 起来，投入抵抗希特勒的战争，和平主义的信条和和平主义者自然不会被社会信任。正 如1941年2月21日出版的《和平新闻》所指出的：大多数和平主义者都不可避免地感觉 到，他们与社会之间错了位，变得很孤立，以致于在与别人交往时，不得不小心谨慎， 甚或缺乏信心。和平主义者赫伯特·格雷（Herbert Gray）承认：他发现和平主义者的处 境“几乎是不可忍受的”，“唯一两全其美的结论是自杀。不幸的是，这是一条怯懦和 逃避的道路”[4]（P305）。
    这种氛围导致和平主义者修正原有立场。和平誓约同盟没有像往日那样对征兵政策进 行攻击，它声明，会员是否拒绝服兵役那完全是每一个人自己的信念和自由的选择，同 盟不作统一的要求。当1940年5月有人指控同盟的口号--当人们拒绝战斗时，战争就 停止了，你将怎样行动？--之时，同盟马上同意撤回这一口号，并且解释，这是一些 旧的标语宣传。而与此同时，一些重要的和平主义者公开宣布放弃自己原有的和平主义 信仰，转而支持政府的战争努力。这些人中，最有名的恐怕要算伯特兰·罗素了。他在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一个较坚定的和平主义者，并因此而进了班房。30年代后期，他加 入和平誓约同盟，做了一些和平主义的宣传，但当英军从敦刻尔克撤退，英国本土面临 入侵危险的时候，他的立场发生了改变。1940年6月，他写信给朋友说：“自从战争爆 发后，我就感到不可能再做一个和平主义者了。但由于牵涉到责任问题，我当时没有立 即明言。如果我处于可以上战场的年龄，我会明确表示我的立场的；但说服他人走上战 场则是另一回事。不过在现在，我感到有必要公开我的立场。”[1]（P469）罗素公开宣 布退出和平誓约同盟。不过，从1940年6月他写给另一位朋友的信来看，放弃自己的和 平主义立场仍然是被迫的和痛苦的，他这样写道：“总的说来，我相信不抵抗便不能保 全纳粹企图摧毁的任何美好的东西。他们办事彻底，极富效率，技术上也很精明，因此 落入他们之手的任何国家，不但在技术上被征服，在精神上也会被征服。因此我们别无 选择，只能以暴抗暴。这是一个残酷的结论，而且与我内心深处的某些信念是相冲突的 ；但我必须强迫自己接受它。”[1]（P470）这似乎表明他骨子里仍然是一个和平主义者 ，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成为他生活中最抑郁的一页。其他宣布放弃原有立场的著名 和平主义者--如芒福德（Mumford）、马格丽特·斯汤姆·詹姆森（Margaret Storm Jam son）、西里尔·乔德（Cyril Joad）等--也同罗素的感受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