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从事道德重建的实践活动
    这种活动不是对现实的社会进行批评和抗议，而是强调道德的传统救赎作用，向人类 展示一种更高的道德水准，指出一条通向新的共同生活秩序的途径。他们将和平主义者 比作一种“新的基督教派的原材料”，在引导人们去建立基督教社会主义共同体的过程 中，他们的生活应该像中世纪修道院神职人员的生活一样，在新的基督教社会中起到核 心作用。[2]（P148-150）也就是说，在战争期间，和平主义者的真正作用，是在野蛮而 疯狂的世界中播撒新的文明种子。如果他们这种文明种子不能对病态的世界产生立即的 效果，和平主义者就应该把这项工作引向长远的未来。他们期望，通过自己的示范作用 和个人人格影响，总有一天能够将世界从毁灭中拯救出来。
    虽然从事这种道德建设的和平主义者人数不多，但他们的行动代表着战争期间和平运 动的一个新趋向。他们努力的结果，是一批农业共同体的建立。一些感觉到不能适应于 以农业为基础的共同体生活的和平主义者，也被劝说通过建立共享收入的生活来同朋友 们培养起一种集体主义精神。理想化的和平主义者试图于战争之中建立起一个新的基督 教社会。[10]（P79）
    参加农业共同体的和平主义者主要是三种人：确实热衷于与其他人在农业生产中合作 的人；企图逃避现实的人；战争时期希望找到一份工作来维持生计的人。共同体的规模 从几十英亩到上千英亩不等，这些土地大多数是较为富有的和平主义者出资购买的。
    东安格里亚（East Anglia）的埃美斯特共同体（Elmsett Community），是个只有41英亩 土地的农场，大约有12个和平主义者在这里劳作和生活，但他们的宣言却冠冕堂皇，颇 具道德诱惑力：“为着一个建立在兄弟原则和人类合作基础之上的新秩序奠基，我们将 抛弃旧秩序中的个人主义，而这只有通过不为个人的利益而为全体利益的劳动以及共同 享有财富的生活才能实现。这样，个人的野心由于更高理想的追求而消逝。从商业主义 的偏颇影响中获得解放的人格将会在对那种理想的追求中升华。”[2]（P151）
    但事实上，这只不过是建立在共同劳动、共同分享劳动成果、没有剥削压迫、充满田 园诗情趣的乌托邦理想。刚开始一段时期，大家对这种新玩艺儿的热情很高，能够很好 地约束自己的行为，或是刻意将自私心掩藏起来，共同体生活较为和谐平静。但随着时 间的流逝，新鲜的感觉没有了，人类本身所具有的各种自私弱点开始暴露出来。比如北 德文郡（North Devon）的罗纳德·邓肯共同体（Ronald Duncan's Community），其成员不 断寻找机会以逃避脏活重活，对集体的利益和财产不甚关心，结果，猪栏没有人打扫， 劳动工具没有人修补或是被随便丢弃；奶牛的挤奶不及时，劳动时偷工减料。邓肯试图 对这些现象加以管理，以保证共同体的正常运转。但他很快受到指责，说他像特务一样 窥视别人的生活和工作，这与共同体的真正精神相对立。那些充满理想主义的年轻和平 主义者，不愿接受任何外在的强制和纪律规章的约束，他们认为，一个人的良好行为， 只不过是自我压抑的表现。邓肯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那些被称作“自由骑手”（FreeRiders）的食客们。他们慕名而来，吃喝都由共同体包下，走时分文不给。这是一笔沉 重的负担，几乎把共同体压垮。最后，邓肯不得不承认：“作为一个共同体的实验看来 是失败的”。[11]（P249）当然，其他共同体的情况也一样。英国和平主义者重复了他们 的前辈欧文在前一个世纪的失败经历。“最好的思想者，往往是最不成功的实践者”， 大抵如此吧。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面对战争现实，英国和平主义者修正了30年代坚决反战的立场， 基本上采取了与政府合作的态度，至少没有妨碍政府的战争努力，这与他们在第一次世 界大战中的表现是有所不同的。他们的和平信仰，表达了一种人类的美好追求和愿望， 但完全脱离社会实际，因而只会碰得头破血流。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不是和平主义 者改造了社会，而是社会改造了和平主义者。战争期间各种血腥大屠杀事件的逐渐暴露 ，具有毁灭性效果的核武器的威胁，现代国家对市民社会控制的加强以及东西方之间的 冷战，使和平主义者不得不重新审视他们的传统信仰，非暴力立场适应于对付专制独裁 吗？个人拒绝卷入战争在多大程度上能影响核战争？和平主义者的结论是悲观的，前景似 乎一片黑暗。其影响是已经被大大削弱了的和平运动进一步瓦解，在很长时间里再也听 不到英国和平主义者的声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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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R·邓肯。孤岛人生[M].伦敦：哈特·戴维斯出版社，19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