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大战祸起欧洲，在欧洲问题上，美国被拖入战争、卷入程度最大、操心最多、投 资巨额、外交斡旋、纵横捭阖，终未能堵住“通向战争之路”，与欧洲诸国同遭两次大 战的蹂躏，于是促使美欧各国萌发出一个愿望，要求“统一欧洲”、建设“一体化欧洲 ”的理想主义并将这种近在咫尺的现实理想化为行动，积极、强烈地寻求最佳的“欧洲 统一”方案……直到今天，美国“新保守主义”派西奇曼还津津乐道地回顾说：“最有 效的行动方式是丘吉尔（先生）提出的地区联盟。”[3]（p.61-84）早期一些政治家及现代 一些政治家都希望“所有的欧洲国家能在它的共同遗产上联合起来……”，“……建立 某种欧洲共和国……”[4]（p.7379-7380），如丘吉尔、贝文、阿登纳、白里哀、舒曼、 戴高乐等相续提出的“建立统一的欧洲”[5]（p.377-378）的思想主张经久不衰，在不同 的历史时期呈现出各国不同的政策态势、并在国际事务中有关欧洲问题产生着不同的影 响。
    确切地说，“欧洲统一”的主张真正纳入有意义的实践过程是二战至今的历史。美国 基于战后自身实力大增，日渐有能力面对现实的欧洲采取实际行动，于是分外重视与欧 洲各地区的关系，以战后“称霸全球”战略为目标，实现国家安全战略利益为出发点， 把鼓动、支持欧洲一体化、实现“欧洲联邦”传播美国的价值观视为对苏冷战以及国家 对外总体战略中处理美欧关系的基本政策目标之一。战后之初，美国将外交事务重心倾 向欧洲，盖因国际形势及欧洲本身主、客观发展的现实所至；战争的枪声未落，则美苏 对抗升温，冷战浓雾弥漫欧洲：两大军事集团形成，两种社会制度及其相应的两种意识 形态所引发的各种危机，诸如德国问题（柏林危机）、希腊问题（希腊内战）都在欧洲相续 发生两大势力对抗此消彼长，推进、推出的角逐连续不断，欧洲成为国际斗争中激烈争 夺的中心地带，因而，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直至今日仍然是‘美国的外交中 心在欧洲’”[1]（p.881）。
    二战到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对欧洲的有关政策、态势是具体的积极地纳入实践的，其 主要表现在美国对战后的欧洲、“欧洲一体化”建设非常关注，在某些政治、经济之切 身利益的刺激下付出了一定代价，并从不忽视这个与美国全球战略及与国家利益紧密相 关的“欧洲战略中心”。
    纵向的历史发展分析看：两次世界大战不但视为人类历史新纪元的界定大事件，而且 也是欧洲历史重要的转折点。战后几十年间，欧洲的历史一直是“美国争夺战后世界霸 权、战略重点、遏制苏联、抑制德国、援助、扶植西欧各国，在欧洲不断加强影响，树 立领导地位”的历史。
    横向分析看：美欧关系的重要历史时期是在与苏联战时合作联盟破裂、国际关系纵横 交错、各方面开始变得复杂起来，也是在西方国家公开对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 宣布“冷战”，进入“核威慑”、“冷和平”时期[6]（p.27），呈现出新的国际背景下 而展开的。美国为实施全球战略、遏制政策的需要，加之“欧洲地缘政治”，“处于战 略中心”以及战后之初，欧洲自身内部经济、政治、安全防务各方面的现实发展，欧洲 已呈现出“统一、联合、一体化”发展的强劲趋势。美国则不失楔机，顺水推舟，乘战 后已增长的实力影响之机，以实现国家战略利益为导向积极套近与欧洲（初始是西欧）的 关系，杜鲁门宣称“伟大的责任已降临我们的头上”，美国从此，首先在欧洲“担起了 对世界事务中不可回避的责任”[7]（p.18），即肩负起促进恢复世界经济秩序和阻止苏 联特殊招牌的“极权主义”和“共产主义扩张”的双重任务[2]（p.5）。其近期目标是为 稳定欧洲，消弥民族复仇主义和战争隐患，支持欧洲一体化，实现欧洲联盟，将德国及 其它潜在的战争危险势力，拴在（受美国影响或左右的）欧洲联盟内部，以防再生战乱， 祸染欧洲，冲乱美国的全球战略部署。
    从有代表性的典型史实看，在美国的战略棋局内，任何紧张局势的出现都绝不动摇， 把欧洲作为战略中心。二战中期伊始，以雅尔塔会议为主的一系列国际会议相续达成协 议，基于冷战思维的雅尔塔体制逐渐形成，美苏两大势力，首先在欧洲、远东地区划分 势力范围。因而，欧洲的全球战略地位凸显，此后世界上任何一地出现紧张局势，其战 略中心都不能偏离欧洲；朝鲜战争吃紧之际，杜鲁门于10月15日到威克岛与麦克阿瑟交 谈了解朝鲜战争情况时，一再提醒：“美国的战略重点仍然在欧洲”[8]（p.213），阻止 麦克阿瑟企图轰炸中国，扩大朝鲜战争。由此可见，在美国与欧洲关系及美国争夺世界 霸权的斗争中，“欧洲战略中心”问题，即是不可动摇，又是毋庸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