撇开《日记》的真伪不论，“娘娘”的看法在当时极具代表性。明方的检讨异口同声都这样说：当年袁崇焕不杀“皮岛”上的毛文龙，辽东一帮骄兵悍将就不会叛明而降清，明就会有从背后牵制清人不敢留然南下的武装力量，骄悍的军阀们也无缘替清灭明充当“马前卒”；不是误中皇太极“蒋干盗书”式的离间计，杀了袁崇焕，辽东的失守以至后来吴三桂的出卖山海关，都可能避免；更要紧的，如果不是把剿杀义军最为得力的卢象升、洪承畴调到抗清前线，改剿为抚，而是趁热打铁，崇祯十三四年左右，说不定农民军的事情也就侥幸解决了。此后，回头全力对付辽东，何至于有“清兵入关”这局悲剧呢？
    搁下明君臣各种“假设”不论，再说李自成方面。在古代，有关农民军的“记忆史”，都是别人给他们写的。那么多的甲申实录，都把他们写成“祸水西来”，所幸还注重描述，北京42天里农民军的行动细节，无意中被保存了一部分。读这些相关资料，头脑里曾闪过一念：但看义军东征沿途，直至入京前后，明朝大批官僚、将帅望风而降，争先恐后“改头换面”，其中不少人品低劣猥琐，寡廉鲜耻，大明王朝人气之差，超乎想象。魏斐德曾据《明季北略》等书作了统计，在京自杀的明官40人，其中大多数来自南方，且多居高位；投降大顺的高级官员竟有167人，南北方籍贯相等，年龄与资历偏低者占大多数。（注：[美]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39—243页。）需要补充说明的，魏没有统计在此前后投降的武官和太监，文官投顺名单中也有一些是受党争之害被诬陷的（南明清查“从逆”，是党争的延续）。有一件事更带滑稽色彩。五月初，有目击者看到，大约是江淮地区的一个前科举人，不知北京已经易手给清人，仍乘船由运河北上，“大为招摇”，到处声称他是去赶“大顺朝”的官员招考的。（注：陈济生：《再生纪略》。）这一切似乎预示事变也有另一种可能：不是辽东的清兵在中间横插一杠，李自成是可以慢慢坐稳皇帝宝座的；果真如此，“二十五史”煞尾，就不是《清史稿》，而是“大顺史”了。
    李自成终究没有做成皇帝。说大顺军因为骄傲而失败，今天看来是皮相之见。我倒觉得，李自成一帮人身上“朴素的阶级情感”未能及时褪去，这对想做稳皇帝是致命的。在立足未稳之前，就忙于对京城勋戚与官僚实行大规模的“拷掠”抄家，固然也可以认为出于建立“财政基础”的考量，但给人的感觉，总更像穷汉子积久的情绪发泄和劫夺“富有者”急吼吼、时不我待的肤浅心态。他们不够“狡猾”——不能透彻地意识到这是改朝换代、生死攸关的一局大棋，完胜需要大智慧、大手段。为着彻底制胜对方，有些棋子要先走，有些要后走，有时更要舍得拼“炮”弃“卒”，以迷惑对手。譬如对吴三桂，既然知道他军队所处战略地位事关紧要，派人招降他，却又在北京抄他的老家、夺他心爱的陈圆圆，这与刘邦在“楚汉战争”紧急关头，对韩信、彭越的隐忍妥协相比，就知道李自成他们太没有“文化”，吃了不读历史的亏。还有，李自成不像朱元璋那样一早就下决心“转世投胎”，与知识分子的关系若即若离，缺乏表示诚意的策略手段。但我也想为李自成叫一声屈。李自成实在没有朱元璋幸运，他遇到的时代，活跃在功名场上的知识分子，多数心态浮躁，专长内耗，钩名钓誉，不务实学。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点了明亡的一个死穴：明中期开始产生了一种叫做“道德灾变”的社会风气，知识分子很喜欢唱高调，也热衷抱小圈子，动辄以“异端”、“伪学”整人，结果假人走红，真人受气，（注：万历年间，临川汤显祖先生早发此感慨。他在给王肯堂的信里直抒胸臆，曰：“世之假人，常为真人苦。真人得意，假人影响而附之，以相得意。真人失意，假人影响而伺之，以自得意……大势真之得意处少，假之得意时多。”《汤显祖诗文集》卷44，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1236页。）连李卓吾这样的书呆子也不放过。李自成身边，投顺者甚多，但既没有李善长那样干练的行政高才，也没有刘伯温那样胸富韬略、世不再出的智囊（李岩是个虚构的人物，史家已有考证（注：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132页及注14。））。那时中国也不是没有高人，李自成遇不到，或者那些人不屑与“流寇”为伍。清国的大学士范文程是一位民间高人，但他“养”在辽东，被太祖、太宗慧眼识中，帮助清人完成了“入主中国”的大业。可以说，毁坏明王朝与李自成帝业的，是各类人物的综合作用，但范文程，也包括洪承畴等“贰臣”，都有一份“功”或“罪”参与其间。
    说一说“第三者”清人的“记忆史”。清人始终坚持，他们不是从明朝手里夺得江山的。1645年清兵南下，摄政王多尔衮有一封信寄给史可法，半为恐吓、半为劝降。信写得很机巧，说：“闯贼李自成，称兵犯阙，肆毒君亲。中国臣民，未闻有加遗一矢。”因此，“夫国家之定燕都，乃得之于闯贼，非得之于明朝也。”（注：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任道斌点校）卷7《摄政王与史可法书》，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608页。）现在看来，明清易代这一官方“辞令”，是清政权深思熟虑后创造的“意识形态话语”（首倡者为范文程）。事隔73年后，康熙五十六年，有一篇长达2700字的“圣祖长谕”，历数平生，大讲兴亡治乱之道，其中有一长段与前说呼应。康熙帝对臣下说：
    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太祖、太宗初无取天下之心。尝兵及京城，诸大臣咸奏云当取。太宗皇帝曰：“明与我国素非和好，今取之甚易；但念中国之主，不忍取也。”后流贼李自成攻破京城，崇祯自缢，臣民相率来迎，乃翦灭闯寇，入承大统。昔项羽起兵攻秦，后天下卒归于汉；其初，汉高祖一泗上亭长耳。元末陈友谅等并起，后天下卒归于明；其初，明太祖一皇觉寺僧耳。我朝承席先烈，应天顺人，抚有区宇，以此见乱臣贼子，无非为真主驱除耳。（注：《圣祖仁皇帝圣训》卷9《圣治四》，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6、卷218。）
    我仔细琢磨过康熙帝的说法，觉得“味道浓极了”。康熙帝既承袭先辈的“话语霸权”（得手了，什么话都可以说；那时没能力，可以说成不忍取北京等等），但也增加了一层意思：过去我们是尊重你们大明天子为“共主”的，可你们的皇帝不争气，老百姓造反，把天下丢了，这怪谁？在中国，在历史上，谁是“真主”，不是看出身，而是看谁有能力为天下扫除“乱臣贼子”，“应天顺人，抚有区宇”，把握中国全局。在这种“英雄不问出身”典型的中国话语背后，还包含有强烈的反驳：别以为我们是“少数族”，多少也是一族的大头领；你们过去的皇帝，一个是小小的亭长（最多相当于乡长），一个是穷村小庙里的和尚，你们怎么就没有觉得不对味呢？
    清人的成功不容易。这里只能说一项：清人在入关前后，对汉族王朝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等“合法性资源”一直是在努力学习、认真钻研的，也很重视发挥为他们服务的汉族知识分子的作用。这方面，与过去辽金、蒙元相比，都可谓“当刮目相看”。因此，机会到来时，在运用汉族意识形态资源、收笼人心方面，真是“后生可畏”，紧紧抓住“救民”、“安民”这二条汉族统治的“祖训”不松口。例如入关前，即宣称“此行除暴救民，灭贼安天下，勿杀无辜，勿掠财物，勿焚庐舍”。随军大学士范文程在代表多尔衮接受吴三桂投降时，特别强调此次“兵以义动”，是为你们报君父之仇，“国家欲统一区夏，非又安百姓不可”。入京后，立即宣布废除明末加派，减轻民众负担；另一条也很厉害，下令“故明内阁部院诸臣，以原官同满洲官一体办理”，对在京明官一揽子包下，概不追究他们“从逆”大顺的“政治问题”；发现强迫剃发感情上有大阻力，从策略考虑，果断暂缓薙发，能进又能退。（注：据蒋良骐《东华录》（中华书局1980年版）、《清史稿·范文程传》，并参孟森《明清史讲义》下册。）因此清兵在华北、西北的军事行动，几乎通行无阻，颇得汉人的协助。现代清史研究的开山祖是孟森。先生在《明清史讲义》里评论这段历史，也说：“世祖开国之制度，除兵制自有八旗为根本外，余皆尚袭明制，几乎无所更改。明之积重难返，失其祖宗本意者，清能去其泰甚，颇修明明代承平故事。顺治三年三月，翻译《明洪武宝训》成，世祖制序颁行天下，直自认继明统治，与天下共遵明之祖训，此古来易代所未有。清以为明复仇号召天下，不以因袭前代为嫌，反有收拾人心之用。”称赞满族为“善接受他人知识之灵敏种类，其知识随势力而进”，前期诸帝比明中后期都强，可惜末代子孙“死于安乐，以致亡国灭种”。（注：孟森：《明清史讲义》（下册），第397、379页。）
    当时，无论是明人还是清人，都明白事变是由所谓“流寇”即农民起义引起的。不是农民军17年对明的长期消耗，几无可“勤王”之兵（明的军事主力全在北方），京城也不会坐以待毙，大清兵更不可能如此轻易地阔步走入紫禁城。因此，明清易代之际的“记忆史”，议论的焦点自然要落到追究大明君臣的“责任”上来：大明政权究竟出了哪些致命的毛病，才变得如此不堪一击，拱手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