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史”在这方面提供的材料不胜其多，观点却十分混乱。皇帝那边直到临死前还冤气冲天，觉得是臣僚坑了他，“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写“记忆史”的也有不少同情这种说法。另一种声音则明里暗地指向了崇祯皇帝，埋怨他专断自负，随意杀戮，喜怒无常等等。总括起来，总不离导致王朝灭亡的那些陈旧老套，例如皇帝刚愎自用（或昏聩荒淫，但崇祯不属于此），“所用非人”，特别是任用宦官，更犯大忌；官僚群醉生梦死，贪婪内斗，“不以国事为重，不以百姓为念”，虽了无新意，却都一一可以援事指证。
    有没有可质疑的余地呢？我想是有的。这些毛病在王朝的早期、中期也都存在，不照样可以拖它百来年，甚至长达一、二百年？万历皇帝“罢工”20年不上朝，经济不是照样“花团锦簇”，惹得一些史家称羡不已？再说彻底些，无论哪个王朝，农民的日子都好不到哪里去，农民个别的、零星的反抗无时不有，但真正能撼动根本、致王朝死地的大规模农民起义，二、三百年才有一次。因此，用所谓“有压迫必有反抗”的大道理来解释王朝灭亡，总有“烧火棍打白果——够不着”的味道。
    重读明清易代史，新的发现和体会也有一点。近几年西方人对明清史研究的热情很高，出了不少书。他们的视角独特，往往能言人所未言。譬如美国的弗兰克，他在《白银资本》一书里，凭藉已有的各种研究成果，估计16世纪中期到17世纪中期（即明中期到明末）的百年间，由欧亚贸易流入中国的白银在7千到1万吨左右，约占当时世界白银总产量的1/3（其实这项研究，中国学者梁方仲、全汉升走在前，只是没有引起国人足够注意）。1万吨白银，相当于当时中国的3.2亿两白银。弗兰克等人为了向欧洲中心主义展示“造反有理”，说那时不是欧洲而是中国占据了世界经济中心的地位，因此推论巨额“白银资本”的流入，促进了中国当时“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增长。
    这一被西人渲染得有些特异的“白银”功能，在明代历史上，是否像弗兰克说的那样，使明史变得一片光明？还产生了别的什么效果没有？假若经济形势真那么好，明末的社会动乱和政权的崩溃，当如何解释？很明显，从“白银资本”话题出发，有一个疑问是必须被提出，并加以深究的：这么多闪闪发光的白银到哪里去了？在哪些人手里？作什么用途，是用以发展经济、改善国民生活了呢，还是用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了？
    不错，从众多的“记忆史”里，也能够确证明王朝君臣上下搜刮到的白银数量，多得惊人。崇祯末仅国家财政收入，已经上涨到年约3千余万两白银。（注：倪元潞于崇祯末接任户部尚书，有《并饷裁饷疏》，详列全国三饷各地区（收）与兵饷各军镇（支）分项数，是至今最为详尽可靠的三饷与兵饷数据。总计三饷总收入20101533两，兵饷总支出21221487两，仍有赤字。再加原正常年财政收入约1千余万两，总数当在3千万两以上。参《倪文贞集·奏议》卷7，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6、别集5。）五六十年间，民间负担增加到三倍。崇祯五年有人揭发，淮阳巡抚半年内即有赃款17万两私入“小金库”，不防突然调任，仅支2万离去，余额尽为后继者所得。后者又兼了缉私的“巡盐”，欺匿盐税21万两。（注：文秉：《烈皇小识》卷3，前为曹暹，后为史。）然而，数额巨大的白银储备，花在奢侈性消费方面，多少还能对各类“生活服务业”起点“推动”作用，遗憾的是相当部分却被收贮在国库或官僚的私宅里。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我们今天之所以能掌握实据，竟是因为他们死到临头还抱住不放，最终被大顺军抄没，原形毕露。
    据《甲申核真略》、《再生纪略》、《甲申传信录》等书记载，甲申正月初一，前线告急，内阁向皇上询问库藏究竟还有多少银子。崇祯愁眉不展，含糊地说：“今日内帑难以告先生。”不愿透底。三月初十，义军离北京越来越近，为筹措军饷，皇帝派太监向大臣、勋戚逐家强行“捐银”。众人各各哭穷，都说“家银无多”。龙颜大怒下，老皇亲张国纪捐2万，皇后父亲捐1万，其余“未有及万者”。退休太监头司礼监王之心最富，纷传家产在30万两以上，也只肯认捐1万两。大学士陈演推托“从未向吏兵部讨一缺”，向来清苦，一毛不拔。
    然而，到大顺“拷掠”抄家，老底全兜了出来：陈演被拘，派人送4万两至刘宗敏府，结果为家仆告发，“先后搜掘黄金360两，白银48000两，珠宝盈斗”。太监王之心家，搜得白银15万两，珍玩珠宝大抵价值也在15万两左右。在皇后父亲周家，搜得白银53万两，“缎匹以车载者相属于道”。据说大顺军早有“坐探”潜入京城，对官僚的家底深入摸排，因此刘宗敏等对他们的“追赃”定出了“指标”：内阁大臣级为10万，各部、院、锦衣卫以及顺天府长官7、5、3万不等，科道监察官员和吏部官员5万至3万，翰林3万至1万，其余部属（司长、处长）则各以千计。当然，这种“毛估估”也有个别是虚夸的，有的被酷夹而死，仍不足此数。但若考虑到这些官僚勋戚还有收贮或存放在别处的大量金银，例如票号、钱庄，以及蓄藏于老家的，占有的白银肯定还有不少未被大顺军抄走。在京抄得总数多少？《怀陵流寇始终录》的作者说：刘宗敏上交1千万两，而李岩、李牟“用刑宽，所得少，以己物充数”。李岩有否其人也成问题，此说只能姑妄听之，但总数有千万两之多，似不算夸张；这里，还没有包括各书透露的大顺军官和士兵私抄入己之数。《甲申核真略》作者由接触义军所得印象是：士兵囊中多者5～6百两，少者亦有1～2百两。
    从国库里抄没的有个大约的总数。据目击者杨士聪《甲申核真略》叙述，从四月十日起，即有马骡等车辆不断装运各库银锭往西安。十六日更是以千骑计。据他观察，所载的内库“镇库银”，刻有“永乐”字号，每锭500两，每骑2锭（千骑则为100万两），其它寻常元宝则打成包裹搭装在一起，不易辨认。估计白银总数是3700万两，黄金为若干万两。（注：杨士聪文内又云：户部银数，外解银不及40万，捐助20万。若此，户部历年积存已为战争掏空，上年度的财政应收款约3千余万两，解京只及零头。但刘尚友《定思小记》则说海内应解“京银两”岁2千万（其余则解往规定地区），到户部仅2百万两，似较合情理。）赵士锦任职户部，比较清楚底细。他在《甲申纪事》中说：载往陕西的银锭上有万历年号，因万历八年以后所解内库银尚未有动，计白银3千余万两，黄金150万两。白银数与前杨士聪比较接近，再将黄金折为1500万两白银，总价值约为4500万两白银。史惇在《恸余杂记》里说崇祯帝确实以为内帑已空，为厂监内臣所欺隐，一直蒙在鼓里，结果尽为“闯贼”所得，“宫中得金银七千余万”，此恐得之道路传闻，未必确凿。我约摸地估算，掌握在京城皇宫和官僚手里的白银，总数至少在5千多万两以上，约占弗兰克所说白银总数的1/6。至于贮藏在各地藩王、官僚、富绅私宅里的白银，其数亦当十分可观。文秉为明末内阁大学士文震孟之子，依据父亲及亲友所藏大量邸报奏疏抄件，按年汇辑成《烈皇小识》，保留了揭发官僚贿赂的诸多“原始材料”。书中记载崇祯三年，后金兵入犯永平（今卢龙县，属唐山地区），乡官白养粹降敌。督师孙承宗命辽东明将祖大寿（此人后降清）、马世龙退敌。收复永平后，“叛人白养粹已死，其母尚在，张春先至，尽封所有而出，绝无染指。世龙则尽取其所有。大寿至，遂将白母用极刑，乃尽出其窖藏，盖几百万云”。河北的一个乡官（退休官僚），窖藏白银达几百万两，由此推想全国官吏聚敛的总数会有多么大！弗兰克不理解“国富”、官富不等于民富。在此情景下，普通百姓能捧些小银子过过手气，就算阔的了——保不定今天在手，明天还得交进官府（明末赋税是要交白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