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变纪略》还抄录了吕维祺给朝廷奏折的全文。吕氏曾任兵部尚书，退休在家，目击河南灾情严重、备受征派增饷之苦，不吐不快。奏疏写于崇祯七年，字字沥血，不忍卒读：
    盖数年来，臣乡无岁不苦荒，无月不苦兵，无日不苦挽输。庚午（崇祯三年）旱；辛未旱；壬申大旱。野无青草，十室九空。于是有斗米千钱者；有采草根木叶充饥者；有夫弃其妻、父弃其子者；有自缢空林、甘填沟壑者；有鹑衣菜色而行乞者；有泥门担簦而逃者；有骨肉相残食者。兼以流寇之所焚杀，土寇之所劫掠，而且有矿徒之煽乱，而且有防河之警扰，而且尽追数年之旧逋，而且先编三分之预征，而且连索久逋额外抛荒之补禄……村无吠犬，尚敲催征之门；树有啼鹃，尽洒鞭扑之血。黄埃赤地，乡乡几断人烟；白骨青磷，夜夜似闻鬼哭。欲使穷民之不化为盗，不可得也；欲使奸民之不望贼而附，不可得也；欲使富之不率而贫，良之不率而奸，不可得也。（注：郑廉：《豫变纪略》，浙江古籍出版社，1984年。）
    易代之际弃官返乡的宋应星，除所著《天工开物》向为学人推崇外，尚有刻于崇祯末的政论著作《野议》。他是预感到危机逼近的晚明“醒人”之一。在该书《民财议》一文里，点出了“民穷财尽”的时代要害，也说到了多年灾荒对北方农业生产的影响，亦转录于下：
    普天之下，“民穷财尽”四字，蹙额转相告语……其谓九边为中国之壑，而奴虏又为九边之壑，此指白金一物而言耳。
    财之为言，乃通指百货，非专言阿堵也。今天下何尝少白金哉！所少者，田之五谷、山林之木、墙下之桑、洿池之鱼耳。有饶数物者于此，白镪黄金可以疾呼而至，腰缠箧盛而来贸者，必相踵也。今天下生齿所聚者，惟三吴、八闽，则人浮于土，土无旷荒。其他经行日中，弥望二三十里，而无寸木之阴可以休息者，举目皆是。生人有不困，流寇有不炽者？所以至此者，蚩蚩之民何罪焉！（注：宋应星：《野议》，载《宋应星佚著四种》，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
    这一轮“小冰河期”，综合南北方志的记载，灾变的前兆可追溯至嘉靖前期，万历十三年（1585年）开始变得明显，但时起时伏，崇祯一朝才达到灾变的高峰，收尾一直要拖到康熙二十六年（1667年），态势呈倒U形。（注：这一灾变在江南也有明显的反映。笔者据《杨园先生全集》、《阅世编》、《历年记》、《补农书》、参《松江府志》、《嘉兴府志》以及《启祯闻见录》、《李煦奏折》等资料，作过年表汇总，证明周期变化也与文内所列时间范围对应。将另文叙述。）魏斐德《洪业》开篇就注意到了自然灾害对当时中国社会和政局的影响，援引埃尔文的统计，1585—1645年，中国人口可能减少40%。（注：[美]魏斐德：《洪业·导言》，第8页。）但从整个周期看，不是自然灾变立即就会引发社会动乱；清初顺治朝和康熙前期，尽管仍处于灾变期内，社会秩序却在逐渐修复之中，两者的关系绝非完全重叠“同一”。
    呜呼，说不尽的明清易代种种历史原委！面对偶然、必然的哲学难题，甲申之际的各种人，都表现出一种迷惘：说完全是天变所致，是也不是；否则“谋事在人”，又怎么说？难道混沌的历史，真像先哲王夫之在《读通鉴论》里所说，有一种神秘的综合力量在主宰，它叫做“气运”？那么，“气”是什么，“运”又是怎样产生的呢？
    王夫之说“气运”，概念演绎得有点神秘，但反复读《读通鉴论》就知底了，老先生其实还是从“人气”、“民心”上去发挥。每当王朝中后期，总会有神经过敏的知识分子凭感觉跳出来，大叫世风日下，国运不济，实际上却是：什么都可能发生，也可能什么都不发生。但有一点没有疑问，“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有忧患意识，意识到危机，说明还有希望。凡属王朝灭亡，都是麻木不仁，听不得危言耸听的警告，结果什么毛病都改不了，天灾人祸一齐奔来。天灾可能造成经济恐慌，若无人祸烈火浇油，“天崩地裂”也是可以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