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护法运动失败后，孙中山决定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政策。汪精卫作为孙中山的主要亲信，参与了此事。但改组之初，他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还不甚理解。他曾“非俄派之革命”，对孙中山“以俄为师”、联俄革命的政策，“不能降心相从”[7]（P145）。他对孙中山的联共政策也不满意，认为：“共产党如果羼入本党（国民党），本党的生命定要危险，譬如《西游记》上所说，孙行者跳入猪精的腹内打跟头、使金箍棒，猪精如何受得了？”[3]（P50）当时，由于孙中山坚持联俄联共政策，汪精卫就亦步亦趋地接受了这一新政策，并且后来表现还比较积极。如国民党一大期间，针对广东代表方瑞麟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发言，汪精卫指出：过去吴稚晖、李石曾、张继等人都是无政府党人，“我们已承认他为国民党员。如何对于共产党员又不允许他，这是什么道理？”[8]（P55）1924年12月，针对国内一些敌对势力诬蔑孙中山联俄联共政策为“赤化”和“过激”，汪精卫与孙科、邵元冲代表孙中山发表“负责之宣言”，一方面严厉批驳敌对势力的谬论，另一方面坚决捍卫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9]。
    此外，在国民党改组时期，汪精卫还阐述了如下一些思想：关于当时中国的“联省自治”思潮，他认为这只能使中央集权变为各省集权，结果仍旧是武力专横。他主张实行“各县自治”[10]。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他认为主义与问题都是政治的，两者不能脱离其密切关系，要拿主义来研究各项问题，尤必先研究主义[11]。关于“好人政府”论，他指出，所谓“好人政府”，“不是以人民为基础的，却是以一种特殊势力为靠山的”。这样的“政府屈服于军阀之下，军阀屈服于国际帝国主义之下，在这屈服复屈服的状况中，要想发生好政治出来，比缘木求鱼，岂不更难十倍。所以好人政府，终于是坏人政府或是无用人政府的命运了”。他强调：“我们欲得到好政治，至少要经过两番工作，一是打破军阀的工作，一是打破国际帝国主义的工作。这两种工作，便是革命。在革命未成功以前好政治是不会实现的。”他认为，要取得革命成功，“革命党惟有一面自己努力于革命，一面努力于求群众的了解，革命运动不必待群众了解而后开始，却不能不待群众了解而后成功”[5]（P75-84）。他进而主张革命党应与群众密切结合，而要做到这一点，“第一要训练革命党自己，第二要向群众宣传”[12]（P9）。关于实行民生主义的方法和步骤，他认为：“第一步是联合全民实行政治革命，以打破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第二步是联合全民镇压反革命者以实现人民的国家人民的政府；第三步是以人民的国家人民的政府为根据以实行民生主义。”[12]（P46）他还赞同关于召集国民会议的主张，认为：“国民会议之目的，简单明了，便是将中华民国的主权，从帝国主义者和军阀手里，夺回过来还之人民。所以要开国民会议的缘故，是如此，国民会议所以为解决时局之惟一方法，也是如此。”[12]（P48）以上国民党改组时期汪精卫的政治思想，尽管显得有些零碎和不系统，然而正是这些带有过渡时期性质的思想，后来经过他的进一步加工改造，逐渐成为他自己政治理论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至1938年年底《艳电》发表，这一时期汪精卫的政治思想复杂而多变。简而言之，孙中山逝世后至“三二○事件”前，汪精卫根据他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理解，结合国民革命的新情况，独立地提出了自己的政治思想。他主张由国民党领导、打倒帝国主义及封建军阀以实现三民主义，他还坚持联合苏俄、容纳中共以共同革命。1927年，随着北伐的顺利进行、工农运动的日益高涨和中共力量的迅速发展，汪精卫的政治思想发生重大变化，逐渐由坚持联俄联共发展到主张分共“清党”，由坚持汉宁对立发展到赞同汉宁合流，后又为反对“特委会”而操纵粤宁对抗。1928-1931年是汪、蒋对立时期，这一时期，汪精卫主张维护党义、严肃党纪以“保持十三年改组精神”[13]（P719），强调维护党统、厉行党治的重要性，宣扬树立民主势力、养成廉洁政府以实现民主政治。此外，自“扩大会议”至“非常会议”期间，他还提出了一系列的反蒋主张。1932年1月，日本挑起“一·二八事变”和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此，他的政治思想开始转向对日、对共、对地方实力派的“战与和”这一主题。具体来说，1932-1935年的汪蒋合作时期，汪对日主张“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对共产党主张“治标莫急于清除共匪”[14]（P81）；对国民党内部纠纷和地方实力派，主张实行“和平统一”和“均权制度”。西安事变前后，中国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全国抗日救亡的浪潮日益高涨；国民党内部不断分化，先后爆发了两广事变和西安事变；国共两党在日本加快侵华步伐的背景下正在酝酿合作抗日。面对这一系列政治变局，汪精卫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他对两广事变先持中立态度，后持反对态度；对西安事变始终持反对态度；对中共继续坚持顽固的反共立场，更不赞同国共合作；而对日本则主张应有和战两手准备。自卢沟桥事变爆发至1938年年底的抗战初期，在日益严峻的抗战形势下，汪精卫提出了悲观的抗日论、隐秘的反共论和积极的“和平”论。其中他的悲观的抗日论所引发的民族失败主义，成为他后来叛国投日的思想根源；而他的隐秘的反共论和积极的“和平”论，则发展了他过去所坚持的反共亲日思想，并构成了他后来所鼓吹的“和平反共建国”思想的理论基础。
    1938年年底《艳电》的发表，成为汪精卫叛国投日的重要标志。此后，他在日本的支持下成立了傀儡政府——南京伪国民政府，并与日本签订了多个卖国条约，还配合日本的“大东亚战争”，开展所谓“新国民运动”、“清乡运动”和“东亚联盟运动”等，直至1944年11月客死日本。汪精卫叛国投日后的这些倒行逆施，是有其思想基础的，主要包括：“和平反共建国”思想、汪记“三民主义”和“东亚联盟”主张。
    关于“和平反共建国”思想，汪精卫亲自起草的伪国民党“六大”宣言指出：“自今以后，当易抗战建国之口号为和平建国，且鉴于共匪之死灰复燃，为祸未已，特再郑重宣布，以反共为和平建国之必要工作。盖和平所以顺利建国之进行，反共则所以扫除建国之障碍。”故而，他强调“非和平不能建国，非反共不能和平”[15]（P328-331）。
    汪记“三民主义”是汪投日后根据日本人的要求，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进行的重新解释。他认为，“要打破百年来欧美殖民主义的压迫，这就是民族主义”；“要有强有力的政治机构来改造政治成为一个现代的国家，这就是民权主义”；“要有健全的经济制度来发达民力，充实国力，以抵抗欧美殖民主义的经济侵略，这就是民生主义”。在这里，他对三民主义的“解释”虽然冠冕堂皇，但实际上是服务于日本的侵华目的。他甚至认为“近卫声明”中的“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个原则，“也就是三民主义的根本精神”[16]（P320-322）。
    “东亚联盟”理论最初是由“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和伪满洲国的炮制者石原莞尔提出的，它是为日本统治东亚、称霸世界服务的一种侵略理论。汪精卫叛国投日后，将该理论作为其附日卖国的理论依据，加以大肆宣扬，并积极开展所谓的“东亚联盟运动”。汪精卫声称“东亚联盟运动，标举政治独立，经济合作，军事同盟，文化沟通四大纲领”[16]（P345）。这里，他所谓的“经济合作”、“军事同盟”、“文化沟通”三个纲领已是赤裸裸地要与日本侵略者融为一体“共存共荣”；而“政治独立”并不妨碍日本对“东亚联盟”的指导。
    总之，汪精卫的“和平反共建国”思想、汪记“三民主义”和“东亚联盟”主张，共同构成了他晚年的附日卖国理论体系，并成为其本人及汪伪政权一切活动的指导思想。随着汪精卫客死日本和汪伪政权的垮台，这一理论体系最终也烟消云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