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汪精卫政治思想的主要特点
    通过以上对汪精卫政治思想演变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其具有如下三个主要特点：
    第一，以复杂多变为表象。汪精卫政治思想的复杂性主要表现在其思想中各种矛盾的纵横交错上，既有阶级矛盾，又有民族矛盾；既有国民党内部不同派系之间的矛盾，又有汪氏自身存在的矛盾。这些矛盾时隐时显，此伏彼起，混杂成一团，交织在一起，从而使其政治思想显得异常复杂。而其政治思想的发展变化过程，正是这些矛盾又对立又统一的过程。
    汪精卫政治思想的多变性主要表现在他对共、对蒋、对日态度与政策的不断变化上。关于对共政策，大革命时期，他先是出于反帝反军阀的需要，实行联俄联共；后又为争夺革命领导权，实行分共“清党”。“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后，在内忧外患并存的形势下，他主张“剿共”为先。抗战初期，他又隐秘反共。1938年《艳电》发表以后，他则公开反共。关于对蒋政策，“三二○事件”前，他以党权来制约蒋的军权。“三二○事件”后，他与蒋斗争失败，被逼出国。1927年4月回国后，他先是坚持汉宁对立，反蒋讨蒋；继而操纵粤宁对抗，联蒋拥蒋。1928-1931年，他为反对蒋介石独裁专权，先是遥控改组派，发起“护党救国”运动；后又联合地方实力派，召集“扩大会议”和“非常会议”。“一·二八事变”后，他与蒋既合作又斗争。至1938年年底，他因联共抗日等问题与蒋发生严重分歧，最终和蒋分道扬镳。关于对日政策，“九一八事变”后，他曾一度强调要抵抗日本侵略。“一·二八事变”后，他公开提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方针。1933年长城抗战失利后，他则力主交涉，少言抵抗。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他更积极地鼓吹对日“和平”论。《艳电》发表后，他进而走上了叛国投日的不归路。汪的政治态度的这种多变性在当时是人所共知的。与他长期共事的吴稚晖对他的评价是：“从极左变到极右，从极高变到极低，从极香变到极臭，他都无所谓。”[17]（P92）熟悉他的谭平山也说：“汪精卫系水性杨花，毫无骨格，至危难时每易动摇变节。”[18]汪自己也不讳言：“弟素鲜恒德，故不愿为釜而愿为薪。”[19]（P105）他还说：“民国以后……我对人对事的态度，却不免时有改变。”[20]
    那么，汪精卫政治思想复杂多变的原因何在呢？首先，这是由当时错综复杂、剧烈变动的时代特征决定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急剧变动，各种思潮纷纷涌现，各种社会力量迅速分化组合。处于这一时代的政治人物，大多站在时代的潮头，思想复杂多变几乎是他们的共性，不仅汪精卫是如此，蒋介石、胡汉民、冯玉祥、孙科、李济深等亦然，只不过汪精卫的表现更加显著罢了。其次，这与汪精卫轻率冲动、反复无常的个性因素也有很大关系。他的这种个性在政治上表现非常突出，我们且不说他1910年刺杀摄政王载沣的壮举，单说1926-1936年这10年间，他因政治原因离国赴欧就有4次，以致于陈公博抱怨说：“我最不喜欢汪先生遇事便出亡，三月二十之变，本来不必走，汪先生走了。五中全会的时候，实在汪先生也不必走的，他也走了。”[21]（P121）周佛海也认为：“汪之性情……无一定主张，容易变更，故十余年屡遭失败也。”“汪先生无担当，无果断，做事反复，且易冲动。”“汪之短处，一在犹豫，一在冲动。”[22]（P194-197）正是由于这种个性因素的作用，导致汪的思想和行为尤其复杂多变，1938年年底汪的叛国投日也与此有密切关系。
    第二，以权力斗争为中心。汪精卫的政治思想尽管复杂多变，但复杂中有主线，多变中有不变，这一不变的主线即是权力斗争。汪精卫是个权力欲极强的人，常常为争夺权力而费尽心机，不择手段。孙中山逝世后，汪精卫为夺取国民党的最高领导权，通过靠近鲍罗廷，拉笼许崇智，联合蒋介石，甚至在选举国民政府主席时自己投自己一票等手段，终于如愿以偿。1932年初，他违背自己与胡汉民达成的以在野地位监督政府的默契，主动与蒋合作，并取代孙科担任行政院长。对此马君武曾讽刺说：“精卫兄卧病上海，不能见客，冯焕章来谈话，亦卧而听之，乃一闻行政院长之命，即霍然而愈，作官能愈病，岂非旷古之奇闻欤？”[23]（P96）陈公博也直言不讳地指出，汪除了孙中山之外，“不作第二人想”，“他不愿当正式的领袖，不愿大张旗鼓的做党的总理和总裁……同时他也不愿他人做正式的领袖”[21]（P222）。杨永泰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汪要者，不过做官而已，若不把官给他做，必然对你反对到底。他虽然没有什么不得了的实力，但有举国青年的拥护，有社会仰望的积久声誉，力量不可侮，资望更不可侮。与之斗争，则天下将乱无巳时。但若高官与他，则他办法无多，力量自失，处事无轨，人望自消。”[24]（P36）事实上，汪精卫的政治思想正是以权力斗争为中心，他对共、对蒋、对日的政治态度也是以掌权与否决定的。他之所以由联共走向反共，是出于维护国民党的利益和统治，争夺国家命运主导权的需要；他之所以与蒋介石分分合合，则是出于争夺国民党最高领导权的需要；而他之所以由抗日发展到和日，乃至投日，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与共产党及与蒋介石斗争的需要。
    以权力斗争为中心是汪精卫的政治思想所表现出的突出特点，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历史原因。当时中国正处于一个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关键时期，各种政治力量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纷纷登场，权力更替十分常见，权力斗争更是频繁，置身权力斗争核心区域的汪精卫，其政治思想不能不打上时代的烙印。其次是汪精卫的个性因素。前面已经谈到汪精卫具有轻率冲动、反复无常的个性，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自卑而又好强也是他的突出个性特征。汪精卫兄弟姐妹十人，他年龄最小，又聪明伶俐，故深受父母宠爱，这就使他从小养成了任性冲动、喜出风头、不甘居于人下的个性。然而，好景不长，他13岁丧母，14岁丧父，从此，“衣食之费，都仰给于长兄”[20]。长兄对其管教甚严，这使他经常留恋父母健在时的幸福生活。17岁时，他为生活所迫，便出去做了私塾里的“子曰先生”。不久，其三哥、二哥先后病故，留下“两寡嫂一孤侄”，靠其养活。后来他回忆说：“我幼时的生活，是贫薄的，悲苦的。”[20]这种失去父母后“贫薄”、“悲苦”的生活，使他无形之中产生了自卑的心理，但他争强好胜的个性并未因此而改变，反更因自卑而求自强，于是发愤读书，力求获取功名。后来，他参加科举考试，接连获得县试第三名、府试第一名的好成绩。留学日本法政大学时，又荣获毕业总成绩第二名。参加同盟会以后，他多次担任要职，成为孙中山的左膀右臂。这些都强化了他争强好胜的性格特征。而这种性格特征无疑会影响到他的政治思想及行为，使其参与的权力斗争更加富有个性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