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汪精卫之所以醉心于权力追逐，是与陈璧君对他的影响分不开的。陈璧君（1891-1959）是汪的妻子，老同盟会员，国民党元老，曾经为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做过不少工作。但此人政治野心很大，权力欲望特强，并且时时处处想控制和支配汪。《汪精卫的全貌》一书指出：“参加革命及政治活动的人们，尤其是和汪接近过的人们，对于汪夫人，提起了，不是握拳愤恨，就是摇头叹息。……她那雌威，不但在汪的左右害怕，即汪也十分害怕。……就汪来说，她是事业与生活的劫持者，汪在公在私，所以做了许多反情悖理的事情，她不能不负相当的责任。”“汪的事业，多半也是由她支配了。所谓党国的建国大事，她要过问，甚而至汪要会的客，也要由她许可，而会客的时间，也由她规定。……汪的性情是很冲动的，但对她却不敢如何，俯首帖耳的，由她摆布。”[24]（P77-83）汪派干将陈公博曾就汪、陈关系发表精辟的见解，他认为：“汪先生没有璧君不能成事，没有璧君亦不至败事。”[25]（P169）汪自己也曾坦言：“陈璧君不但是我的妻子，而且是老同盟会员，许多事当然要听她的意见，才能决定。”[23]（P159）事实上正是这样，汪的许多重大政治决策都离不了陈的“意见”，甚至“决定”，特别是在汪等叛国投日一事上。1938年下半年，面对日本的诱降，陈就代汪表示：“只要日本在御前会议上承认汪先生出来领导‘和平运动’，汪先生是愿意出来的。”[26]（P234）汪等叛逃前夕，陈又力排众议，极力主张离开重庆，并对汪精卫久居蒋介石之下的政治地位强烈不满，甚至说：“难道当汉奸也坐第二把交椅吗？”[27]这样，由于陈璧君的积极推动，汪精卫终于投向日本的怀抱，并坐上了汉奸集团的“第一把交椅”。
    第三，以“党义”、“党统”为工具。这里所说的“党义”，即三民主义；“党统”，即国民党的传承关系。以“党义”、“党统”为工具，也是汪精卫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无论是在分共问题上，反蒋问题上，还是投日问题上，都是如此。例如，在1927年分共问题上，他曾说：“以前因为是笃信总理遗教来容共，后来也是因为笃信总理遗教才分共，是同一样的精神，绝不是利害的屈服，而是事实上的变迁。从前的容共，是容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资格帮助国民党参加国民革命工作的。不错，他们以前确有相当的工作表现。到后来发觉了共产党确有阴谋消灭国民党的证据，便要反共了，要知容共不是容纳共产党消灭国民党的！要紧记我们的主义。”[12]（P209）他还说：“我们分共是与张作霖的讨赤，帝国主义的反赤不同，我们是为国民党而分共，是为三民主义而分共的！”[12]（P235）在反蒋问题上也是这样。1927年6月22日，他在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上报告时，曾声言：“我们要明白，讨蒋并不是人与人的关系，或是党威党权的问题，而是党义的问题。”[28]7月24日，他在致冯玉祥电中又称：“弟与蒋只有公愤，别无私仇。……惟在中央党部及政府之统系不可失坠，此必以死争，无论如何，概不能破坏。”[4]（P103）国民党“三大”召开后，汪精卫认为该会议不合“党义”、“党统”，称：“伪三代大会，在党的形式方面，破坏了纪律与制度，在党的精神方面，违反了主义与政策。”[29]（P55）故他拒绝承认该会议，并参与领导了一系列反蒋运动。即使在叛国投日问题上，他也不忘用“党义”、“党统”来遮羞。在作为其叛国投日重要标志的《艳电》中，他还特意指出：“三民主义为中华民国立国之最高原则，一切违背此最高原则之组织与宣传，吾人必自动的积极的加以制裁，以尽其维护中华民国之责任。”[15]（P374）后来，他又主持召开了伪国民党“六大”，并将“国民政府”“还都”南京，继续采用“中华民国”国号、“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等。
    汪精卫的政治思想和活动，之所以以“党义”、“党统”为工具，是因为这一“党义”、“党统”为大多数国民党人所承认和拥护，在普通国民中也有较大影响，汪以之为工具，就带有很大的欺骗性，运用起来也极为方便；但也正是因为汪以“党义”、“党统”为工具，就使其政治思想具有相当大的可变性和可操作性。1930年4月，汪发起扩大会议时，关于联合昔日的政敌西山会议派分子一致反蒋问题，曾专门电告陈公博：“对邹（鲁）、谢（持）谓最好不谈党统，说老实话，大家联合起来，取得政权，则号召力大。”[4]（P133-134）后来，汪叛国投日时虽然打着“党义”、“党统”的旗号，但他最终还是根据日本人的要求，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并在“国旗”上加以写有“和平反共建国”字样的三角黄布条。由此可见，既然汪精卫将“党义”、“党统”作为工具，那么实际运用起来，就只好以是否符合政治需要为转移了。
    三、汪精卫政治思想的实质
    由以上的考察和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汪精卫虽然宣称他所信奉的是三民主义，捍卫的是三民主义，实行的也是三民主义，但他的政治思想实质上是一种日益走向扭曲蜕变的三民主义理论。
    我们不妨将他的政治思想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一比较。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对内主张民族平等和民族自决。汪精卫虽曾参加过反帝反侵略活动，也曾高喊过“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但当他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时，先是推行对日妥协亲善外交，后来干脆走上叛国投日的道路。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主张民权的直接性、平民性和革命性。汪精卫则打着“党义”、“党统”的旗号，虽也提出，过民主、民权的主张，但实际上他的政治思想是以权力斗争为中心，服务于他的政治野心。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为原则，主张耕者有其田和扶助农工，并认为“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对于共产主义，不但不能说是和民生主义相冲突，并且是一个好朋友”[30]（P836）。汪精卫虽曾积极鼓吹过民生主义，也大力推行过扶助农工政策，但他反复强调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区别，更强烈反对中共的阶级斗争和土地革命，对农工运动也由提倡到反对，再到镇压。
    总之，汪精卫的政治思想愈到后期愈发丧失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进步性和革命性内容，至其叛国投日后，更是出于满足日本侵略者的要求和掩饰自己卖国活动的需要，歪曲和篡改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所以，如果我们要为汪精卫的政治思想定性的话，其实质只能是日益走向扭曲蜕变的三民主义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