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政治改革研究
    在清末新政各项改革中，以政治改革最为艰难，也最受学界关注。清末政治改革以1905年为界，经历了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为体制内的行政改革，主要为整顿旧政，诸如裁撤冗衙、节省浮费、裁汰书吏差役、停止捐纳实官、整饬吏治，并增设督办政务处、外务部、练兵处、商部、学部等一些新机构。后一阶段以1905年清政府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为契机，至次年宣布仿行立宪，进入政治体制改革阶段。
    既往国内学界对清末政治改革的研究，主要集中于1905年之后的预备立宪。对1905年之前的旧政改革多局限于一般介绍，并大致有两种不同评价。一种意见偏于否定，认为整顿旧政的改革并没有得到认真实行，该淘汰的旧衙门没有裁撤，新的机构又不断出现，叠床架屋的现象比以往更加严重。①另一种意见倾向于肯定，认为这一时期的行政改革是有一定成效的，为1906年的进一步政治改革创造了一定的条件，打下了一定的基础。②
    对于1905年之后清政府的预备立宪，传统观点多从清政府的动机出发，认为是清政府玩弄的一场政治骗局，或说清政府的预备立宪既是拙劣的欺骗，也是痛苦的让步，清廷的预备立宪出于三个目的:一、抵制改革;二、拉拢立宪派;三、维护和加强统治，取悦列强。③另一派学者则对预备立宪偏向于肯定评价，认为不能简单斥之为“骗局”，预备立宪具有积极的一面，一定程度反映了社会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具有一定的人民性和社会性，为资产阶级特别是立宪派提供了舞台，加速了清朝的覆灭，其实质是一场发自上层的近代化运动。④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思想的解放，后一派观点愈来愈被国内学界所接受。
    对于1905年清政府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的意义和影响，国内学者存在两种不同评价。一派站在革命的立场上，评价较低，虽然承认五大臣出洋考察了解了外国的政权体制，为清政府的政治决策提供了信息，但更强调和突出其负面影响，批评出洋考察大臣本质上是封建贵族官僚，多利用这次难得的出洋时机，从各方面满足自己的腐朽享受;批评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是清政府设置的一个骗局，借以安抚人心，拉拢立宪派以抵制革命。⑤另一派评价较高，认为五大臣出洋考察不但带回来许多有关西方宪政制度和思想的资料，成为主张宪政的促进派，对清政府决定仿行立宪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而且开阔了中国百姓的眼界和知识，同时也向世界介绍了中国文化，加深了中外文化交流。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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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一编《中华民国的创立》上册，第230页。
    ②张连起:《清末新政史》，第104—115页。
    ③张天保:《清末的预备立宪》，《历史教学》1966年第2期;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中册，第375—380页;李文海:《论清政府的“预备立宪”》，中华书局编辑部编:《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册，1983年，第1270—1300页。
    ④高放:《试论清末“预备立宪”的实质及其意义》，《社会科学》1981年第4期;朱金元:《清末预备立宪发生的原因及其客观效果》，《学术月刊》1985年第2期;迟云飞:《预备立宪与清末政潮》，《北方论丛》1985年第5期;郑大发:《预备立宪动因新探》，《求索》1987年第6期。
    ⑤韦庆远等:《清末宪政史》，第128—132页。
    ⑥朱金元:《试论清末五大臣出洋》，《学术月刊》1987年第5期;马东玉:《五大臣出洋考察与清末立宪活动》，《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陈丹:《清末考察政治大臣出洋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49—333页;柴松霞:《出洋考察与清末立宪》，法律出版社，2011年，第325—336页。
    对于1906年9月清政府宣布仿行立宪之后推出的中央和地方官制改革，史称“丙午官制改革”，国内学者也存两种不同观点。一派学者从革命史观出发，持否定评价，批评丙午官制改革仍然保留体现皇权专制体制的军机处和旧内阁，没有按西方立宪政治设立责任内阁，其实质就是坚持皇权专制，表明清朝最高统治者对于改行立宪毫无诚意; 批评中央官制改革除了更换几个名目，合并几个次要的衙门外，整个腐败的统治机器没有任何实质的改革，并在新设的十一部尚书中加强了满人的集权，与所谓的立宪“真可谓风马牛不相及”，是一场逆时代潮流的、换汤不换药的改革。对于1907年7月清政府通过的地方官制改革方案，他们也认为因地方督抚的反对，实质性的变动很少，没有彻底贯彻三权分立原则。即使这样一个改革方案，清政府也没有立即全面执行，而是要求先在东三省试行，直隶、江苏两省择地试办，规定各省于15年内完成，缺乏改革诚意。①
    另一派学者则从现代化史角度，对丙午官制改革多持肯定态度，认为具有进步意义。他们指出丙午官制改革虽然不彻底，没有设立责任内阁，但政治体制改革并非一蹴而就，官制改革还是在许多方面促进了行政制度的现代化，与旧制多有不同，为将来向责任内阁制过渡奠定了基础，是中国国家体制近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一环，对于清政府推出的地方官制改革方案，他们也持正面评价，认为虽有不足之处，但促进了地方官制的近代化，地方行政机构趋于合理化，为地方自治奠定了基础。②
    近年来，不少学者又另辟蹊径，跳出对清末官制改革是非曲直的价值判断，具体探讨中央、特别是地方官制的落实情况及在改革中所遭遇的问题，如清末行政经费的扩张对清末官制改革的制约和影响、清末官员俸禄改革状况及对官制改革和吏治的影响、清末整顿直省公费的情况及与整饬吏治的关系、清末中央官制改革中裁撤机构人员安置情况以及两者之间的互动和制约关系、清末选官制度的改革及其存在的问题、清末州县考绩制度的演变及其存在的问题、清末新政期间州县官选任制度的变革、外官制改革中直省会议厅的设置和运作情况及与咨议局的关系、外官制改革方案中幕职分科治事制度的出台和实施情况及影响、清末官制改革中对局所的归并所带来的直省行政的改变、清末府厅州县改制情况及其意义、外官制改革在东三省、直隶、江苏先行试验的情况及其成效和问题、清末朝野围绕官制改革程序和步骤的讨论及清政府的最后抉择对官制改革进程和成败的影响，清末官制改革的教训，等等。③这些专题研究不但推进和深化了清末官制改革研究，而且也代表了国内在该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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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中册，第391—392页;《中华民国史》第一编《中华民国的创立》下册，第64—65页;韦庆远等:《清末宪政史》，第161—162页;赵秉忠:《略论清末的官制改革》，《北方论丛》1985 年第1期。
    ②侯宜杰:《20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第82—83、91页;高旺:《晚清中国的政治转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89—90、95页;吕美颐:《论清末官制改革与国家体制近代化》，《河南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
    ③有关这方面的专题研究，具体参见关晓红的《清末州县考绩制度的演变》(《清史研究》2005年第3期)、《从幕府到职官:清季外官制改革中的幕职分科治事》(《历史研究》2006年第5期)、《种瓜得豆:清季外官改制的舆论及方案选择》(《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6期)、《独断与合议:清末直省会议厅的设置及运作》(《历史研究》2007年第6期)、《清末官制改革与行政经费》(《学术研究》2009年第11期)、《晚清直省“公费”与吏治整顿》(《历史研究》2010年第2期)、《晚清局所与清末政体变革》(《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5期)、《清季外官改制的试办与成效》(《史学月刊》2011年第11期)、《清季府厅州县改制》(《学术研究》2011年第9期);鞠方安的《试论清末选官制度的改革》(《北京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清末官制改革中官员的俸禄改革》《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魏光奇的《晚清的州县行政改革思潮与实践》(《清史研究》2003年第3期)和《官治与自治——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县制》(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80—85、105—113页，刘伟的《清末州县官选任制度的变革》(《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彭剑的《清季外官制改革中幕职分科治事补证》(《历史研究》2008年第1期)、《抗衡民权与清季行省会议厅的建立》(《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潘鸣的《1906年中央官制改革裁撤机构人员安置问题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增刊)和岑红的《论清末选官制度的变革及其对时局的影响》(《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等论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