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天主教为对抗新教而推进道德改革。根据1680年颁布的教皇令，禁止男女合校教 育，禁止男教师担任女学生的教学。这一禁令的直接结果是在包括法国在内的天主教社会形 成了一种不同于新教社会的男女合校的教育组织形式--男女分校教育。男女分校教育对法 国 近代女子教育的影响是重大的。一是有限的教育资源在配置过程中首先流向了男子教育，使 得女子教育长期落后于男子教育。二是女教师的发展状况成为直接制约女子教育的因素。大 革命前，天主教女修会是法国女子教育的主要承担者和师资的主要来源。19世纪的法国，天 主教又呈现出女性化的特征，从事教育的女修会显著增长，极大地推动了女子教育的发展和 普及。本文就这一时期天主教女性化及其与女子教育发展的关系，女修会在近代法国女子教 育发展中的地位及其历史影响进行探讨。
    一、19世纪天主教的女性化
    19世纪法国天主教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宗教情感和习惯呈现出“性别的二态性”，即男 性 宗教情感淡漠，对宗教活动缺乏兴趣，而女性则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宗教情感和习惯，甚至有 所加强。这种变化使得女性在信徒的数量和宗教活动的参加者上处于数量上的主导地位。有 人把这一现象称为天主教的“女性化”。
    法国天主教的女性化趋势在18世纪后半叶就已出现。18世纪初，普罗旺斯地区84%的女遗嘱 人和70%的男遗嘱人要求死后为自己做安魂弥撒。到18世纪80年代，二者分别为67%和46%。[ 1]（P10）比例的下降是世俗化的反映，而男女比例差距的拉大则是天主教女性化趋势的表现 。这种趋势在19世纪继续发展。例如，在纳维尔教区，1844-1845年14岁以上的男女天主教 徒参加复活节领圣餐礼的比例分别为18%和56.9%，1886年分别为19%和59.4%。[1]（P175）在 宗教感情相对淡漠的地区，这种“性别的二态性”现象就更为突出。在1868年的鲁瓦莱特地 区，81.9%的女性参加了复活节领圣餐礼，而男性只有18.4%。[2]（P303）
    造成19世纪法国天主教“性别二态性”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中男子与天主教在性 道德观上的冲突是导致宗教行为性别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前面曾经提及，男女分校是在天 主教道德改革的背景下提出的。这场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约束和压制性行为，而且教会 把矛头主要指向年轻的男子，谴责他们性行为的放纵和违背伦理道德的性行为。随着世俗化 进程的推进，男子对天主教的性道德观日益不满，因而对天主教会表现出日益疏远的倾向。 相反，17世纪天主教所倡导的这场道德改革对女性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起保护作用的，宗教 上的性别差异因此产生了。到了19世纪，由于教会对原始避孕技术的态度而使这种差异更为 扩大。18世纪末，法国已经开始运用人工流产来限制家庭规模，这种现象在19世纪日益普及 。天主教会极力反对这一做法，并首先责难于男子。而男人们认为这完全属于个人私生活， 他们反对教士的干涉，厌恶教士在讲道中唠叨天主教的那套伦理规范，因而远离教堂和宗教 活动。1867年，亚眠的一位本堂神甫报告说：“女人们相当普遍地参加告解，但男人们首先 因为这一恶习而远离圣餐。”[1]（P186）
    在更深的层次上，宗教行为的“性别二态性”是根植于法国的更为广泛的文化差异的一部 分。19世纪的法国文化与同时期其他大多数社会的文化一样，在各个层面上都表现出明显的 性别差异。例如，将某些活动，特别是情感和精神方面的角色限定为是女性的，而将实践性 的活动和角色限定为是男性的。宗教因而被认为是属于女性的事务。天主教会本身也积极地 支持这种文化观念，正如贝尤克斯教规所说，妇女是“家庭宗教事务的代表”[1]（P186）。 同时，虽然19世纪的法国男性日益转向世俗道德，但他们仍然认为宗教教育和天主教所宣扬 的伦理品德仍是贤妻良母所必需的。因此，对于当时一些不信教或宗教感情淡漠的男子送自 己的妻子上教堂，或者送自己的女儿到女修会学校上学的现象，不应感到奇怪和惊讶。同时 ，19世纪法国文化也是一种男性主导的文化。在这种文化中，男子追求独立和自主，维护父 权，追求对女子的绝对控制。但是，现代社会经济生活却削弱了男子的这种控制能力。相反 ，与宗教生活的紧密联系使得女性深受教士的影响。被称为“良心的指导者”的教士通过对 女性的控制而将天主教的影响渗透到各个家庭。19世纪40年代法国的一名作家对此进行了揭 露，他说：“指导者紧紧地跟随妻子和母亲，他坐在她的炉边，统辖着一切，控制和管理着 包括家庭经济和孩子教育在内的每一件事情。丈夫以为自己和妻子的生活是隐秘的，但是他 错了，指导者作为第三者就在他的身边。指导者的思想进入了他的卧室，他的凹室，溜入了 他和妻子的床榻，即使是婚姻生活中最隐秘的权利也无法逃脱指导者的监视。”[3]因此， 法国男子与教士的冲突是必然的，他们不满于后者对自己的私生活的干涉和自身权威的挑战 ，痛恨后者的精神控制，特别是对自己的常去教堂的女伴、妻子的控制。但身处男性文化中 的女性并不完全这样看待天主教会和教士。她们已经习惯了等级和权威，甚至愿意借助教士 的权威来抵消或减轻来自丈夫和父亲的压力。更重要的是，“在一个男性统治的世界，教会 实际上提供了一个避难所，在这里，女人们是平等的，独立于她们的男人们，组织和参与完 全属于女性的慈善和社会团体。”[4]
    当越来越多的男子疏远天主教时，天主教的女性化趋势便突显出来。这种趋势体现在多个 方 面。宗教活动参加者男女比例差距的拉大是其中的一个方面。19世纪象征母性和圣洁的圣母 玛利亚崇拜在法国的兴起也是适应女性这个信徒主要群体的要求的一种反映。女修会的急剧 增加则是天主教女性化的突出表现。1808年，法国有修女12300人，1850年为66000人，1878 年为135000人（不包括阿尔萨斯-洛林）。在80年的时间里，共新建了400余个女修会，约有 20万名妇女加入了这些团体。在招募修女的高峰期，即50年代末，12名未婚女子中就有1人 加入宗教团体。到1880年，每千名妇女中就有7名修女，而在大革命前这一比例是千分之四 。1830年前，修女占全部教士（包括教区的和修道院）的2/5，到19世纪50年代已超过半数 ，1878年已接近3/5。[1]（P105）